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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外面有人喊自己,黄保国放下手中的活计,从厨房走到堂屋,看见门外站着一个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好奇地问:“你是?”

赵树亭微笑着自我介绍道:“我是叶树声的代理律师,我姓赵。”说时向他出示了自己的律师证。

听说他是叶树声的代理律师,黄保国的脸立马就拉了下来,态度生硬地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赵树亭也不拐弯抹角,直接说道:“我想找您复印一份当年叶树声案的判决书。”

黄保国一听这话就怒上心头,断然拒绝道:“没有,你去找别人吧。”

“我知道您这儿有,上次叶树声的妈妈来找过你。”

“他妈是来找过我,但被我撵走了,有我也不会给你们的。”

“为什么?”

黄保国咬牙切齿地说:“你还问为什么!他儿子把我女儿害死了,我恨不得扒他的皮,吃他的肉,把他碎尸万段才出气,难道还要给她帮忙不成?”

“她儿子没有害死您女儿,您女儿是被另一个人害死的。”

黄保国闻言大为惊讶,“你开什么玩笑?这种事情可不能随便乱说。”

“大爷,我知道您失去了女儿非常悲痛,但叶树声真的是被冤枉的,他替别人背了黑锅。”

“他怎么是被冤枉的?法院都判了,难道还能有错?”

“那个判决有问题,我们现在发现了新的线索,证明杀害您女儿的凶手另有其人。”

黄保国怒声驳斥道:“你说有问题就有问题?法院难道是吃白饭的?”

赵树亭也不跟他争辩,从包里拿出一张两年前的《中原商报》给他,说道:“您看看这上面是怎么写的?”

黄保国虽然不相信,还是忍不住看了起来。

他念过初中,上面的字基本都认识,看完这篇报道非常吃惊,问道:“你这张报纸是哪里来的?”

“报社给我的。”

“他们没有乱写吧?”

“怎么可能乱写?《中原商报》是中原省最大的几个报纸,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上面登出来的报道都是真实可信,有据可查的,不比那些不讲信誉的小报可以随便乱写。”

“这个刘书金现在在哪里?”黄保国关切地问。

“在赵都市太平县公安局,他已经被抓住快两年了,目前正在接受法院的审判。”

黄保国本想见见他,听说离得这么远,自己年纪大了行动又不方便,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赵树亭注意到他表情态度的微妙变化,趁机说道:

“刘书金才是当年杀害您女儿的真凶,他在幽燕省犯下了多起强奸杀人案,其中一起就是您女儿的案子,这是他自己亲口交代的,法庭审判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从包里拿出另一张最近出刊的《中原商报》来给他看。

黄保国看了,半晌无语。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案子的确存在重大冤情,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事儿不是刘书金干的,他为什么要承认?这可是死罪。他描述的犯罪经过和细节跟您女儿的案子高度一致,如果不是亲自作案,是不可能做到的。”

黄保国无言可对,他对此无法解释。

“所以说叶树声是被冤枉的,可怜他才二十岁,就给别人做了替死鬼,十年过去了,至今他仍然背着强奸杀人犯的恶名,在地下都不得安宁。”

黄保国不说话,脸上不禁露出了怜悯之色。

赵树亭继续趁热打铁道:“更可怜的是他的父母,叶树声被枪毙后,他父亲承受不了巨大的悲痛,偷偷吃下了一整瓶安眠药想要自杀,幸亏他母亲及时发现,把他送到医院抢救才保住了一条性命,但是从此落下了偏瘫的残疾,走路都要拄着拐杖。

“母亲为了给他讨回清白,这些年四处奔走,到处求人,看尽了白眼,把腿都跑断了,也没有一个结果。他们遭受的痛苦一点儿也不比您少。”

黄保国听到这儿,不禁有些心软了,问道:“那你要我怎么做?”

“您只需要把叶树声的判决书给我拿去复印一份就可以了,过几天她母亲还要到京城去申诉,必须用到这个东西,要不然最高人民法院不会受理。”

黄保国考虑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他到屋里翻寻了好一会儿,找出那本泛黄的刑事判决书,把它交给了赵树亭。

赵树亭复印到判决书后,立即给了张焕英。

这是张焕枝第一次见到儿子的判决书。看着那些白底上的黑字,她的心情很复杂——当年就是这个薄薄的本子,宣判了自己儿子悲剧的命运;如今要给儿子平反,还得靠它才行。

心里对它爱恨交加,用一个袋子小心翼翼地将它装了起来。

几天后,她拿着复印的判决书,又坐车来到了京城。

她来到最高人民法院接访办公室,找到当初对接的那个工作人员。

那人看见她,一眼就认出来了,正要问她来干什么,张焕英激动地对她说:“同志,我拿到判决书啦!”将一个袋子递给了她,里面除了判决书外,还有一份当年的刑事申诉书。

工作人员打开看了看,见资料都是真实的,不好再推脱,就受理了她的申诉,登记了相关信息后,让她回去等待处理结果。

张焕英问:“多久能有结果呢?”

“一般三个月内。”

张焕英心想倒也不是太久,谢过她,就回去了。

她把情况告诉了老伴和律师赵树亭,从此开始了焦急的等待。

一个月过去了,不见回音。

两个月过去了,也没有音信。

三个月到了,期待中的好消息也一直没有来。

张焕英失望而愤怒,暗想莫非自己又被忽悠了吗?这可是最高人民法院,说话也这么不讲信用吗?她搞不明白。

一天上午,张焕英正在院子里洗衣服,一个邮递员骑着摩托车进了院子。

“张焕英在吗?”他问。

“我就是。”

“有你一封信。”邮递员边说边把一个信封递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