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的这位部下，唤作尹昌衡，字权硕，也又说他字太昭，因为他在江达一带活动负责庶务，久而久之，江达便被叫了“太昭”。
赵尔丰、尹昌衡，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的时候，池麦才恍然回忆起革命党曾经在川滇一带，开展过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那时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政府对外称所建铁路统统归为国有，但是却私下把铁路运输的实际利益出卖给殖民国家。
革命党为了拨乱反正、声张正义，于是掀起了一场保护铁路线的爱国运动，并在有铁路的各省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四川省军民情绪尤为高涨。
后来赵尔丰被朝廷委任为四川总督，奉命弹压保路运动。
他假借约革命志士到衙门看电报为由，将应邀的九名革命者诱捕。
他们的战友和百姓听闻后，立即组织请愿集会，在四川总督衙门外请愿，要求他们释放革命党人。
然而，赵尔丰置之不理，还下令射杀前来请愿的民众，这便是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此案不仅是赵尔丰一生的污点，也是其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血案发生后，四川各大州县民愤四起，纷纷宣布自治。
清朝川军面对运动军民的激烈反抗，节节败退，渐渐地，他们也不愿意接受朝廷指令。
满清统治者遂调派湖北新军入川，以平定动乱，这直接导致了武昌兵力空虚——该事件变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赵尔丰失掉民心、军心，遭受朝廷重责，四川总督的职位被罢免，仅留了一个边务大臣的头衔，留在四川，收拾残局。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四川也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
驻守四川的清军突然哗变，赵尔丰措手不及，仓皇而逃。
他昔日的部下——尹昌衡平定了部队内部的叛乱，借机上位为都督，而后指挥部署，擒拿赵尔丰，还组织了审判他的公审大会。
最终，赵尔丰被判在“明远楼”当场处决。
赵尔丰的政治生涯功过参半，他是川西着名的“屠夫”，但也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上，推动了这块土地的生产力变革。
比如他创造性地用官方轮流管理的方式，取代了川藏落后的土司农奴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寺庙垄断管理的恶性膨胀。
废除土司、头人、寺庙的经济特权，禁止他们放高利贷、买卖炒作土地，有效地抑制了这些阶层垄断的恶性膨胀。
统一度量标准，鼓励进山开荒开矿、兴建新式工厂，铁路公路的修建，也促进了贸易交通和物流邮政。
他削弱了农奴无偿劳役的状况，将生产力解放出来；并且还发展新式教育，打破了宗教对地区的教化垄断。
着名学者章士钊一直为赵尔丰正名，曾写下“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生。”还闻赵尔丰被处决的噩耗而痛心，“纵贼舞刀来，丧此天下英。”
但是很多藏传佛教的人则对赵尔丰嗤之以鼻，认为他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不择手段的对地方百姓痛下杀手，毫无仁慈之心。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太昭仿佛像阿来笔下麦琪家的书记官，平静地端坐在驿道的三岔口，见证着历史沉浮。
沿着尼洋河向前行驶，海拔在逐步上升，他们也即将走到这条河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