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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湘人邓博士及其他

题记:邓博士,二十世纪初,经常逛我的博园。一个湖南老表,网民“郁孤子”,看得出,他深深爱着赣州这块热土……

除了工作与家庭,平日较少参加聚会,网络结识的朋友见面的自然就更少了,单独见面的则少之又少。迄今为止,算来共两位,都是男性,都是在赣州工作的外省人。并且,见面前的交往时间都很长,不见面也如同老朋友了。

第一个见面的,名字很男人味,时间在他即将离开赣州之前,或许今后不会再相见了。那是在一家咖啡厅,择一位置坐下来聊了聊。临走时他赠我一册《剑桥插图中国史》,很多年前的事了。此君果是青年才俊,居然跨学科发展,数度代表国家参与国际赛事,成为It业界的未来之星。第二个见面的,名字很女人味,估计会在赣州安营扎寨,因为他已经在赣州娶妻生子了。

这第二个是湘人,姓邓,博士学位,姑且称之为邓博士。去年就商定过互赠“着作”,憾终因事冗作罢。前几天再度联系,决定今日会一会,方式是在古城墙上边走边聊。不料,昨天下午还在午睡,手机忽然响了,邓博士说已经到了我的寓所附近。看看时间,非常尴尬,此前我已承诺,这个时段参加一位老朋友的小聚。“三缺一”,迟到或缺席都是不厚道的。于是表示歉意,说恐怕只能互赠“着作”,择日再聊了。匆匆更衣,出了门。他自报情况,车停于一名为“中榈岛”的娱乐场所前面,穿格子上衣。我在博客上见过他的照片,估计能够辨别出来。果然,喊他的名字,他回应一声“兄弟”,一拍即合,错不了。由于我正要赴约,事前商定速战速决,彼此交换“拙作”,即走了。这不像个事儿吧,哪有如此草率的初次见面?再想想,君子之交,原本就简简单单、不拘小节呢。邓博士也是因为正巧办事经过我的家门口,随性给我打的电话。这样也好,彼此读读对方的书,下次聊天或许会更有意思。

说起“亲不亲,故乡人”,除了江西,让我倍感亲切的或许要数河南和福建。因为,身为客家人,祖上由中原迁至福建,而后转至江西。奇怪的是,太多太多的人擅自在我的名字上注水,于是我的名字中有了一个“湘”字,于是有人以为我是湘人,于是我渐渐地对湖南产生了别样的亲切感。我与邓博士一见如故,自然也有这个因素。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人认为,由于水土之别,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性格特征。湖南人有什么显着特征呢?2011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王开林先生文《霸蛮和不争——黄兴的性格特点》写道:“单用一个词来定位黄兴的性格显然是不够的,倘若一定要做出这样的苛求,那么‘勇敢’不足以形容,‘霸蛮’兴许能概括。在湘中地区,‘霸蛮’一词并非贬义词,它的内涵颇为丰富:‘霸’是雄心、傲骨、魄力、豪情的合龙,‘蛮’是勇猛、坚韧、执着、倔强的合龙。霸蛮者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当仁不让;霸蛮者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霸蛮者像骡子负重行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霸蛮者宁肯断头不屈膝,打脱牙齿和血吞;霸蛮者屡败屡战,在绝境中奋起,在最无退路时杀出一条生路。”由于近世以来,湖南先后涌现出了曾国藩、毛润之等一大批军政人物,大概会有许多人认为“霸蛮”是湖南人的典型特征。

这里不多讨论湖南人的地域特征,重点谈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问题。我不否认环境对人的影响,然而我以为,与其说是“水土”,不如说是“人文”。一个地方的风气,一个地方人群的特点,往往与人文所形成的独特“气场”相关,也就是说,一代代人的“传帮带”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容易看走眼。譬如说风水和面相,称其为科学显然不确切,但一棍子打倒,说纯属子虚乌有的迷信,也不容易服众,毕竟似乎“像煞有介事”。我的分析是,风水和面相不是没有道理,而是“不是那样讲道理”。一户人家代有人才,你说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榕后樟”,是所谓的好风水成就的,这样的解释便“不是那样讲道理”。然而,再看一看,人家代代相传都很注重教育,很重视互相帮衬、提携后进,换个角度,这样的道理也许就不迷信了。面相嘛,迷信的说法是生来如此,蜀将魏延有反骨所以靠不住,然而,“相由心生”,你老是盘算着害人,时间久了,神情“面具”难免不定型在脸上,这样的解释或许更具科学性。这么说来,一个地方代有英才,关键是要有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文气场”。近现代湖南有着“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的美誉,与出了曾国藩、毛润之等影响力巨大的人物不无关系。

回头说邓博士送我的书,书名《哲学视阈中的文化现代性》。“哲学”“文化”“现代”,三个关键词都很能唬人,有深度,有高度,够我高山仰止的。我知道,他是博士,我是学士。在古代,我比他高明。因为古时博士系指专精某种技艺的人,相当于“匠人”,如茶博士;学士则是博学之辈,是“大家”“大师”,如东坡先生这个苏学士。奈何,时光流转,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倒了个个儿,我是最初级的学位,他是最高级的学位,所以他的着作“唬”得人连连后退。我发现,前面的“内容摘要”是中英文对照,后面附录的主要参考文献,包括英文书刊大概达444种之多,你说唬人不唬人?

“明知书很唬,偏向唬处行。”人家能写得,我会看不得?且待我硬着头皮慢慢看来。从讲政治的高度,我以为那天拿到这书是很切时的。第二天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文化问题。文化嘛,“三个代表”之一,事关“精神”,非同小可。如同中共中央党校侯才教授在序言中所说:“这是一项对目前国际学术界研究甚少、亟待展开而又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的研究成果。”邓博士慧眼独具,期待他能“在现代性研究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并取得新的、更丰硕的成果”。作为学人,他“功莫大焉”;作为朋友,我“与有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