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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发展时代:至暗时刻

1978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也是国家发展的转折点。它打破了之前运动的经济发展形式,不少人在这充满机遇的时代中,捞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而对于那场运动,中央也做了详细的报告,这对于那场运动的一些同志有着很大的影响。

1978年1月20日。

在宁同县检察小组办公室内堆满了各种人员档案,其中有不少人的档案被挑了出来,而康仁昌就是其中之一。

“哟,这康仁昌不简单啊。大大小小的战争都参与过了,就差在朝鲜那儿的了。”丁猗拿着康仁昌的档案说。

陈强凑到丁猗身旁说:“终究都是权利熏心。”

“是啊,要是他能够赏罚分明,现在也不至于这样。”

陈强皱起眉头问道:“要是在那个时代,那场运动,你能够保全自我并且赏罚分明吗?”

“这的确是个问题。”丁猗笑着说。

此时,窗外响起了一声闷雷。只见,这天色灰蒙蒙的,这场雨不由分说地开始下了起来。

而康万正同邓国庆坐在办公室里规划着宁同的经济发展。

“老康,看来这天有些不太平。”邓国庆说。

康万也皱着眉头,“这陈强,就是当年的高队长,我觉得这段时间宁同……可能要出些什么事。”

“那你觉得那姓高的会干些什么?”

康万摇摇头,“我不知道。”

说罢,窗外再次响起了一阵雷鸣。

而在这时,邓国庆的秘书推开了办公室的门。在阵阵雷声中,他告知了两人,现在陈强正带着一伙人抄着康仁昌的家。

这让康万十分震怒。

他拍着桌子站起身,丢下了手头的工作带着邓国庆马不停蹄的赶往康仁昌的住所。

在康仁昌的家里,已经有同志在里边翻箱倒柜的寻找着什么。而康仁昌,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着烟,接受着检察小组的询问。

此时,康万和邓国庆急匆匆地冲了进来。

“哟!康书记还有邓县长来了。”陈强手中捧着一本工作日志,看向他们说道。

“你们有什么权利在这里东翻西倒的?”康万问道。

“有什么权利?”陈强冷哼一声接着说:“因为康院长在之前的运动中犯下的事情啊,您不是在报告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嘛。这,还反倒问起我来了?”

康万听了陈强的话,他强压着怒火说:“既然我的报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那为什么还要大动干戈的来这儿?”

“呵,康书记,你觉得一个犯了这么多事情的院长,就这样那么心安理得的在家里能吃能喝的。要是让那些冤死枉死的那些人看了,他们会不会心寒啊?会不会心寒?!”

说着,陈强将他手中的工作日志甩在康万的身上。随后他指着地上的那本日志大声说道:“你看看这本工作日志,里边写了什么?写着我们这位伟大的康院长是如何去迫害那些同志,去害那些无辜的人。”

陈强的眼睛瞪得很大,但是康万几人都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那得意洋洋的神情。

康万捡起地上的工作日志,拍了拍上边的灰尘,看着上边泛黄的纸张让他想起了过去小时候听家里人讲述爷爷的经历。随后他咽了咽口水说:“在那10年里,老康的工作基本停滞,大部分都是被动判案。”

这时,康万将声音压得很低接着说:“你当年不也是这样吗?高队长。”

康万的声音很低,周边的人都没听出什么。但在康万面前的陈强,却听得清清楚楚。这一句中的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被一锤一锤地钉在他的心上。

此时陈强的瞳孔在不断颤抖,他张大了嘴说话都有些结巴。“有些事实就是事实,这康院长做的事情,就是错的,错了就是错了。还有,我姓陈,不姓高。”

随后,陈强领着人径直地朝着门口离开。

在场的人无不感到奇怪,唯独邓国庆。

他走到康万的身边说:“老康啊,你这将了他一军,不错啊。”

康万长舒了一口气,随后走到康仁昌的身边说:“不好意思老康,这……”

“我知道。”康仁昌缓缓摘下眼镜接着说:“这一看就知道是来对付你的。”

“是我的错,之前我就不该急躁心软,导致今天的下场。”

“谁在工作的时候没有个事儿啊,谁能够保证在工作中跟人没仇家的?你小子,最多是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现在别人来了,就拿我开刀,然后再通过我对你小子做文章。”

“还是老哥哥想得透彻。”

这时邓国庆凑上前问道:“老康,那之后的棋该怎么走?”

“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康万叹了口气说。

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三天。这三天里,陈强无不在寻找着康万和康仁昌二人之间的联系,他争取在短时间寻找出康万与康仁昌相关联的罪证。可笑的是,奈何他再怎么翻,加上他的识字量并不多从而导致他的工作就这么告吹了。不过,这还是苦了康仁昌。

在1978年的3月1日,宁同县会议室内,丁猗做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不过报告的大致内容让陈强讲述。参与会议的成员,有现任公安局局长王兵、县委书记康万、县长邓国庆还有原法院院长现人大代表康仁昌。

“现在就对康仁昌过去错误案件工作做义工报告。”

陈强正读着,明面上说着是对康仁昌的工作做一个报告总结,但实际上,这跟过去的批斗会议没什么两样。最多是换了一种形式,再将他所犯下的错误再说一遍。

宣读结束后,陈强的审判开始了。“现根据康仁昌同志过去的工作中所犯下的错误,对宁同人民的伤害。我建议,对康仁昌同志开除党籍,并且写一份详细的报告。”

“胡闹!”康万拍着桌子站起身大声呵斥道。

“康仁昌同志在过去工作中所犯下的错误的确是明面上的事实,但是他在工作中对宁同的贡献大伙都是有目共睹的。况且,他在10年里,至少有6年的工作被停止。而我们之前所提交的报告中,也有过去前院长的案子。老院长没了,你们就拿新院长开刀,你们把过去前院长的错误案子全部压在他的身上。我想试问各位,你们是来整顿的还是给你们履历上添上一笔荣光的?!”

现任公安局局长张淼,这皱着眉头表态:“在6年中,我们政府乃至法院的工作都没法更好的开展,特别是法院和公安局。当时,如果不是康万同志和康仁昌同志,这公安局档案库里堆积上的灰尘到现在都还有。”

“我知道你们数十年的工作感情,但是也不能这么包庇这些人啊。”

“什么这些人,他是那些人。康仁昌同志是那些人?!我们已经对他的工作做出了评估,并且相对他个人情况也做出了报告。你们这样是要弄得整个宁同都不能安生吗?!”此时康万的心情是越发的激动,他是再也看不惯这陈强的作为。

随后他指着陈强大声喊道:“姓高的,当年在村子里,要不是我心软你现在还在牢里!”

“康书记,请注意你的态度。”

“我什么态度!你一个戴罪之身,换了马甲换了身份,就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人了?你当年在村子做了什么,你是忘记了吗?”

“康万!你这是官僚主义!我要向上级反应,向省政厅反应!”

“够了!”

二人的争吵在这一刻被邓国庆打断,而丁猗也张开嘴巴呆呆地看着二人。

“这里是县会议厅,不是菜市场。康书记,你应该冷静一点。”

邓国庆将笔记本合上接着说:“既然,这康书记都把这窗户纸给捅破了,那我也表个态。我现在怀疑,陈强同志是当年南坡村生产一队队长高强,我们也会递交报告给省政厅和检察院。对于康仁昌同志,我的建议是,将现行的报告做一个汇总。之后再开一个会议表态。”

说罢,康万和邓国庆两人离开了会议室。

宁同县的雨持续了半个月,就算是雨停了,现在这天还是阴沉沉的,十分压抑。

在那场会议结束后,丁猗也产生了对陈强身份的怀疑。

他坐在招待室的沙发上沉思着,这时陈强走到他的面前说:“你是不是怀疑我的身份?”

丁猗说:“老陈,你到底是谁?”

“我?陈强。省政厅、市委的人都能作证。”

“那他们为什么说你姓高?”

“老丁啊,你是不是想岔劈了?现在的情况你还不清楚吗!他们两个都在包庇那个叫康仁昌的人,是他们是有功绩,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像他这种人,就不该给政府给国家抹黑!开除党籍已经算是最轻的了,老丁。”

面对着陈强的说辞,丁猗并未回答。

次日,一通电话打进县书记办公室。

此时的康万正在整理着这些年的工作报告。

电话响起时,外边的天再次下起了雨。

“喂?请问哪位?”康万拿起电话问道。

“是宁同县县委的康书记吗?”

电话的声音很耳熟,康万皱着眉头说:“对,我就是。”

“我是中山市市委的陈斌,我打电话来是为了通知你,要全力配合检察小组的工作。对于你们之前对那些人的惩罚,一律不通过。”

“可是……”

“可是什么?你觉得他们的惩罚有误?你不想想,当年受影响的人到底有多少?有多少人因为那件事情挨了骂名?就不说那些自杀枉死的人了。我希望你们宁同县县委政府,对于那些人都不要手软。”

说罢,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阵嘟嘟嘟的声音。

康万左手拿着电话瘫坐在椅子上,他的眼神已然暗淡。而这天,也再次下起了雨。泥土的味道很腥,草木的清香也随着风吹进每家每户。

邓国庆将手中的工作报告带到康万的办公室,每一次要规划发展的时候。他都会找康万商量,毕竟康万的发展思想、方法都远在他之上。

当他看见失神的康万,邓国庆是手中的工作报告放在一旁的茶几上。随后,他走上前问道:“老康,这是咋了?”

“上边指示要处分康仁昌同志。”

“啥!要处分他?上边就没斟酌斟酌?”

“没有。”康万摇着头说。

“那他们查了陈强的事情了没?”

“刚刚中山市委给我来电话,说是要我们好好配合,我刚要说陈强的事情的时候,就被摁了回来。”

“那现在要怎么办?”

“这也是我为难的地方。”

二人的情绪就在此刻低入谷底。额刚巧不巧的,陈强也推门而入。

“康书记、邓县长都在啊,请问你们都想好了吗?”

陈强说话时是一脸得意,他也从口袋中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了康万。

康万低头一看,文件上写着《关于针对康仁昌在公安局、法院任职期间工作问题的整顿材料》。文件上边的字有些歪七扭八的,但是还是可以看得清楚写的是什么。

文件最后的整顿方案,同在之前会议里的一样。

这时,陈强开口道:“在那次会议后,我也反思了一下。的确,对于康仁昌同志的处罚我当时是没考虑他对宁同的贡献。随后我又去看了他的资料,反复琢磨了一下,还是觉得如果我们放过了他,那对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没法交代。所以,我希望康书记和邓县长能够理解。”

康万听着沉思了一会儿,随后还是颤抖地拿起桌上的钢笔,在文件署名审批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1978年6月的工作报告会上,康仁昌等宁同公职人员被开党籍,对于情态恶劣的干部实施抓捕。但由于康仁昌的情况特殊,且影响没有那么恶劣,只对其进行双开处理。

1979年7月29日康仁昌在精神压力和身体病况的双重影响下,从职工宿舍三楼纵身一跃,最后不治身亡。

在那一天,雨绵绵的下。这是康万第一次参加自己爷爷的葬礼,也从此他改了名字,名为康贵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