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
——兼谈穆宗与东秦王朝
张仕一
（扶正阁幽州，辽西郡 0）
摘要：东秦时期，北方门阀士族不断发展，其势力日益强大，成为当时政局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面对强大的门阀势力，东秦统治者不得不对其进行拉拢和利用，但是，门阀日益壮大的势力和其对朝政的影响，无疑也威胁到了东秦的君主专制。因此，以秦光宗与秦穆宗为代表的东秦中后期皇帝在其在位时期，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企图抑制门阀势力的发展。但光宗与穆宗采取的手段与取得的结果不同：光宗以“佞幸”掌“机要”之职这一较缓和的手段，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最终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结果；而穆宗以“寒门”任“台相”之职这一较激进的手段，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最终取得了基本失败的结果。
关键词：东秦；秦光宗；秦穆宗；门阀；君主专制
形成于梁朝中后期的北方门阀，在历经了数百年发展与积累之后，到东秦中后期，已经成为朝堂上极为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占据了朝堂多数高级官职。而北方门阀势力的发展以及其对东秦朝政的影响，极大地阻碍了东秦君主专制的发展，因此，对专制君主（东秦皇帝）而言，他们一方面为了巩固统治，必须要加以控制和利用门阀势力；但在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他们也必须要采取相应手段，对日益壮大的门阀势力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从而维护自身的专制皇权。在这样的背景下，东秦中后期的两位君主——秦光宗宣皇帝秦寂与穆宗成皇帝秦宪，选择了各自的方式，以试图对东秦中后期强大的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本文拟从此角度切入，利用现存史料，对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进行探讨。
一、东秦前期门阀势力的政治实态
依靠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地位与特权，以河南郜氏、荥阳刘氏、河东薛氏、京兆冉氏、清河刘氏、濮阳邓氏、魏郡冯氏、鲁郡薛氏、鲁郡严氏等为代表的北方门阀士族，在经历梁朝中后期的长期积累与发展之后，到东秦建立之时，已经形成了十分强大的势力，并在东秦前期的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
出身京兆冉氏的冉季在秦高帝尚在成都之时，就已经担任“侍中、秘书郎，文书拟写，皆因之”。1此后又担任“秘书令”，并在秦高帝取得扬州后出任扬州刺史。
出身魏郡冯氏的冯涤也在秦高帝尚在成都之时就已经担任“尚书左仆射”，“凡诸大事，不能决者，咸来问请。”2并且，从冯涤初入蜀时的话语中，也能感受到当时门阀势力的强大：
高帝既称王，冯涤闻之来投，高帝嘉之，以为尚书郎，涤不悦，曰：“我来自为公辅之位，傥不如是，尚可为令丞也。”帝异之，以为尚书左仆射，条决政务，断定如流，号为平允，人皆服之，凡诸大事，不能决者，咸来问请。3
尽管冯涤面对尚书郎的位置仍然表示“不悦”或许与其自身“少有志向，每以为当至公辅”的情况有关，但其在刚刚“闻之来投”时便敢叫出“公辅之位”或“令丞”的要价，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门阀势力的强大带来的政治地位。此后冯涤历任司隶校尉（期间曾负责留守成都4）、尚书仆射，并且在东秦初期的政坛上扮演重要角色：
（开阳）九年，擢为尚书仆射，总典尚书事宜（注曰：时圣王为尚书台令，然王在西京，故东都尚书事宜，皆受涤典），政国决策，咸有参豫。时圣王在西京，帝于东都，文事决于冯涤，兵谋赖于郜芝，时以为双璧。5
前引《冯涤传》中东秦前期洛阳“兵谋”所赖的郜芝，也是“世为中原大姓”的河南郜氏的代表人物，其在投降东秦之后，很快就被委以重任，“常参机密，军国大略，多有谋谟”，“兵马粮草、军用调度，多出其手。凡戎马之事，咸有参预”。并在开阳十八年夏之后同时兼任“兵部尚书”与“司隶校尉”，“位兼文武，当时以为荣”。6
此外，刘祁（荥阳刘氏）、刘艺（清河刘氏）、邓光（濮阳邓氏）、薛辅（鲁郡薛氏）、薛宽（河东薛氏）、严豫（鲁郡严氏）等北方门阀势力的代表在高帝一朝也往往能够被授予高位，其中甚至不乏从梁朝一方投降东秦的降臣。7他们最终能够身登高位，有的不过是因为他们是所谓“奉顺天道，赞佐高祖”的“前梁之大族”；8有的不过是“荫门阀之资”而最终“为重任之臣”。9
到了秦太宗时期，为抑制军阀势力，太宗也极为重视拉拢和利用强大的门阀势力，大量纳门阀之女入后宫，10邓甫（濮阳邓氏）、冯奥（魏郡冯氏）、冉芸（京兆冉氏）、郜棠（河南郜氏）、刘布（清河刘氏）、薛廉（河东薛氏）、薛永（鲁郡薛氏）、严豫（鲁郡严氏）、邓觉（濮阳邓氏）等门阀势力的代表人物也得以身居高位。?直到孝宗、恭宗时期，这一情况仍然没有改变。到赵氏专权篡位之时，一些门阀势力的代表人物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甚至表达出极其愤怒的态度：
三年，赵氏篡逆，欲以其为司徒，送官印、拜章，（郜）觉弃印，毁章，厉声对使者曰：“高皇帝龙兴除暴，得以承天，赵氏食其俸禄，为之鞍马，何今日敢篡之？无有伯父元勋而侄为逆臣者（注曰：言其伯父郜芝为开秦元勋）。”其子众劝之曰：“官可不受，何骂之？恐至夷族祸也。”觉殴之，曰：“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其杀我如何？但县我头于洛阳东门，观宋王之入也！”赵献闻之，大怒，欲杀之，其参佐马赴劝之曰：“四海门阀，郜氏为第一，从不能用之，亦不可杀也。”献遂止，觉乃还乡。?
赵献在听到郜觉的发言之后，“大怒，欲杀之”，而被马赴以“四海门阀，郜氏为第一，从不能用之，亦不可杀也”为由劝止了下来，更加体现了当时门阀势力之强——即使最高统治者不能与其合作，也不敢与其彻底对立。
总而言之，上述事实表明，在秦光宗之前的东秦前期，门阀势力已经极为强大，成为当时政局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二、秦光宗以佞幸对门阀势力的抑制
秦光宗讨伐赵献之时，门阀势力就已经参与到了其中，并被授予高官，光宗也以纳门阀之女为后、妃的形式，试图与门阀结盟：
时赵氏跋扈，涛以为朝廷当有危县，求出为守牧。二年，出为扬州别驾。（登丰）三年，赵氏篡逆，扬州刺史宋王举义，（冉）涛从之。宏长元年，光宗即位。时行台诸公卿，多久在州郡，不解中京仪轨，涛乃尽数规画，使行台法制朝礼，粗具其仪，帝大悦，以之为侍中。?
光宗登基，征（邓迢）为礼部员外郎。宏长三年，擢礼部侍郎。六年，拜秘书监。?
中兴初建，光宗既入纂，欲结门阀，遂纳邓后为贵妃，然未尝有幸。?
（宣贞冯贵妃）亦中兴初建光宗所纳，事同邓后。?
光宗在平定了赵氏之乱后，也大量登用了门阀士族为朝廷高官：
（宏长七年）三月，以冯产为秘书台令，郜觉为司隶校尉，冉涛为御史台令，刘彪为中书监，荥阳刘樾为吏部尚书，郜示之为户部尚书，薛简为礼部尚书，鲁郡严彬为工部尚书，濮阳邓楚为刑部尚书，邓迢为秘书监……?
（永弘二年）四月，刑部尚书邓楚以疾致仕，以荥阳刘皎为刑部尚书……（永弘四年）九月，以郜觉补司徒，刘彪为尚书台令……（永弘五年）六月，司徒郜觉屡乞骸骨，见许，以冉涛补司徒，鲁郡薛泽为御史台令。?
（永庆二年）五月，以薛简补中书台令……（永庆五年）五月，中书台令薛简坐事免，以中书侍郎濮阳邓元补之。?
可以看到，光宗时期，朝堂高官几乎大多数都为门阀人士所垄断。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表面上不难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光宗在位时期门阀势力依然很强大；二是光宗注重拉拢门阀。
以上这两点确应予以承认，但考诸现存史料，不难发现，尽管从表面上看，光宗在其在位时期几乎将朝堂高官垄断式地授予了门阀人士，但是，光宗却并非一味地拉拢门阀。相反，出于加强君主专制的需要，光宗虽然在表面上将朝堂高官的位置交给了门阀人士，但其却在其在位时期，大量任用“佞幸”以掌握机要之职（主要是中书通事舍人与尚书检校郎），从而实现对尚书台和中书台的有力控制。
关于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前秦书》记载：
尚书台，掌出纳诏命，布政四方，为天下之所赖，在宫城之北，号“北台”。有令，秩六千石；仆射，秩五千石，有左右，不常设，有欲使总领尚书事而位望不足者，受此职；左右丞，中二千石；检校郎，中千石；郎，中六百石；佐郎，六百石。?
中书台，掌报呈万机，草拟诏旨，为四海之枢纽，在宫城之西，号“西台”。有令，秩六千石；监，秩五千石，不常设，有欲使总领中书事而位望不足者，受此职；侍郎，中二千石；通事舍人，中千石；令史，中六百石；主书，六百石。?
（永弘二年四月）增设中书通事舍人及尚书检校郎皆为三员。?
似乎中书通事舍人在中书台中并非品级多么高的官职。然而，在东秦一朝，中书通事舍人一职尽管品级不高，但却极为重要，是“机要”之职：
开阳二十年，擢（冉芸）为中书通事舍人。时内外文书之收发，多经中书通事舍人，以是其位虽不显，而控制机要，人莫敢不重，人言：“宁惹尚书令，不敢犯舍人。”?
初，高帝置中书通事舍人，入直阁内，出宣诏命。凡有陈奏，皆舍人持入，参决於中，枢纽章表，遂为机要，权倾天下。?
初，太宗以尚书事繁，而中书草令错驳常多，遂置检校郎，以收中书之令于尚书台，检校其文字，盖印然后送台，得付六部。以是为诏令所关，遂为机要之臣，位品虽下，而权势甚重，与中书通事舍人相侔。?
对于这两个官职，由于其品级不高，在光宗之前，关于尚书检校郎的任职情况史料阙如，但任职中书通事舍人的情况能找到一些：
开阳二十年，擢（冉芸）为中书通事舍人。?
（开阳）二十二年，擢（刘布）为中书舍人。?
（延昌）四年，（冉涛）迁中书通事舍人。?
可以看到，以上三位中书通事舍人，全部是门阀人士。而在光宗时期，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的具体任职情况只有以下两条记载：
光宗践阼，以（柴）踪为中书通事舍人，加侍中……踪既有男色，光宗颇幸之，踪尝裂痔，以是坊间颇传帝与踪有龙阳之事。晋王常以此谏帝，欲使出为大郡太守。光宗叹曰：“皇叔欲出踪，不若出朕。”晋王闻此语大愕，以为光宗疑己（注曰：盖晋王以为光宗所谓“不若出朕”乃惮己而疑之之辞耳），遂不复言。永弘六年病卒，时年四十二……?
光宗举义，（冰）玉从之。宏长元年，拜尚书检校郎，加侍中……永庆五年卒，时年六十二。玉在检校二十余年，勤勉谨慎，未尝有失，颇为光宗所重，赏赐钜厚，资财越于公卿。?
而这二者（柴踪、冰玉）之间是存在许多相同点的：1.二者皆是光宗在会稽之时就结识的旧臣；2.二者家世都并不显赫；3.二者都在任职的同时“加侍中”；4.二者在担任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之后都并未再进行迁转，甚至晋王亲自劝光宗外授柴踪“大郡太守”（太守二千石，品秩高于中书通事舍人?），光宗都不愿听从，冰玉更是在尚书检校郎任上二十多年；5.二者都被《前秦书》归入《佞幸类》。
此外，永弘二年四月，光宗决定“增设中书通事舍人及尚书检校郎皆为三员”，这透露出光宗要进一步加强对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的利用。而《前秦书》中又有一条极为关键的记载和杨聆一条极为重要的评论：
帝既以藩王入纂，又未冠登基，孤孑无援，颇惧是非，故引亲近为侍中，用佞幸为机要，增舍人、检校，任寒门卑微。虽然，所擢多材力之士，所进每忠义之人，故时论以帝有识贤之明。?
至于光宗委机要于亲昵，受权柄乎佞狎，竟无至于祸毒，卒未乱乎纲纪，幸矣！?
综合以上记载，在光宗时期：1.光宗极为重视在朝政中利用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2.这些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往往由地位不高、而与光宗关系较为亲密的“佞幸”担任（这也能从现存史料中光宗朝时期几乎没有门阀人士再担任“中书通事舍人”的记载这一现象中反映出来），但这些“佞幸”往往能力相对较强。
由上，可以发现，尽管光宗在其在位时期，表面上将朝堂高官的位置大部分都授予了门阀人士，但光宗却依靠尚书台中的尚书检校郎和中书台中的中书通事舍人这两个看似品秩不高，但却对于朝政运行极为重要的“机要”之职，通过任用出身寒微的佞幸来担任尚书检校郎和中书通事舍人，在“机要”之职上实现了对门阀的排斥。光宗以佞幸掌机要，一方面抑制了门阀势力对朝政的影响，另一方面，光宗所用佞幸大多出身寒微但却与自己关系亲近，他们的权力由皇帝（光宗）授予，他们的权力，本质上就是皇权，相比于拥有强大家族势力的门阀，这些佞幸出身寒微，极其便于皇帝对他们进行控制，因此，光宗以佞幸掌机要也有利于加强其君主专制与集权。
三、秦穆宗以寒门对门阀势力的抑制
永庆十一年五月廿九，秦光宗驾崩；六月初二，秦穆宗即位。
对于秦穆宗而言，他能够即位为皇帝，似乎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因为秦穆宗本人是光宗第三子，在此前，比他有着更加优先的继承权的有作为嫡长子的哀太子和光宗极为喜爱的献文太子。如果不是因为二位太子都英年早逝，秦穆宗是没有机会成为太子并继承皇位的。因此，穆宗能够继承皇位，对于他自身而言，或许是一个意外，史书也称其“未意奉纂，苍卒南面”。?
由于其本来没有预料到自身会被立为太子甚至继承皇位，因此，穆宗在此前似乎并没有留心过如何治理国家：
初，帝既位光宗第三子，不虞能奉国本，以是鲜留心于典章治术，惟耽溺乎声色犬马。?
但是，作为皇位继承者的秦穆宗，在其继承大位后一开始并没有懈怠于政，相反，秦穆宗在即位初期，继承了其父亲秦光宗的施政原则，继续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
始即位，尚励精图治，察门阀势盛，遂擢用朱詹、杨运之属，欲修政理。?
如《穆宗纪》所言，秦穆宗在刚刚即位之时，“励精图治”，并察觉到了“门阀势盛”，于是任用了“朱詹、杨运之属”，企图“修政理”。
如此看来，似乎秦穆宗在其统治初期是通过任用朱詹、杨运，来抑制门阀势力，考察秦穆宗初期门阀势力的政治实态，此说应当不误。秦穆宗初期，其朝堂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就在于尚书台、中书台和六部等重要机构的最高长官不再像光宗在位时期那样，几乎由门阀人士垄断，而是出现了由“非高第”的寒门人士担任尚书台、中书台和六部中部分机构的最高长官：
（高隆二年）五月，以朱詹为尚书台令，杨运为中书台令，邓灼为秘书台令，冉垕为御史台令，薛楚为吏部尚书，薛臻为户部尚书，严南为礼部尚书，王峤为工部尚书，冯兰为刑部尚书，任灌为兵部尚书，刘震为司隶校尉。朱詹者，河北人；杨运者，济阴人，并非高第，显擢为宰辅，当时异之，多有议论。有谏帝者，帝每与欢谈，顾左右而言他。?
其中，尚书台令朱詹、中书台令杨运、工部尚书王峤皆非出自门阀。如果说工部尚书作为主管“掌百工商旅，土木兴建”的工部最高长官，?对于朝政的运行影响尚且有限的话，“掌出纳诏命，布政四方，为天下之所赖”的尚书台，和“掌报呈万机，草拟诏旨，为四海之枢纽”的中书台这两个几乎是东秦中央最为重要的行政机构，其最高长官不再由门阀人士担任，而是由出身并不显贵的寒门人士担任，无疑体现了秦穆宗试图通过任用朱詹、杨运等寒门人士掌控尚书台和中书台，来抑制门阀势力对当时朝政的影响。
通过《前秦书·朱詹传》和《前秦书·杨运传》考察朱詹和杨运二人，可以发现，取代门阀人士担任尚书台和中书台最高长官的二人身上也存在着不少相同点：1.二者皆是穆宗还为太子之时就结识的旧臣；2.二者家世都并不显赫；3.二者都被《前秦书》第37卷，都被认为是“寒门之秀材”。?
综合以上记载，在穆宗初期：1.穆宗不再将尚书台和中书台的最高长官（尚书台令和中书台令）交给门阀人士；2.尚书台令和中书台令由门第不显、而与穆宗较为亲密的“寒门”人士担任。由此，可以发现，穆宗在位初期，确实在“察门阀势盛”之后，“遂擢用朱詹、杨运之属”，以抑制门阀势力。从这个角度看，穆宗在其在位初期，实际上是继承了其父亲秦光宗的施政原则，继续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但是，我们很容易发现，秦穆宗抑制门阀的手段显然与其父秦光宗不同。其父秦光宗是通过利用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等地位不高的机要之职，控制朝政，抑制门阀，但其仍然将四台六部的高级官位授予门阀人士；而秦穆宗则是直接通过尚书台令和中书台令这两个中央重要机构的最高职位（“台相”），控制朝政，抑制门阀。因此，秦光宗虽然在事实上对门阀势力进行了抑制，但其在表面上，仍然对门阀势力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维护，换而言之，其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并不是多么“露骨”，而是非常的隐晦，因此也就显得较为缓和，故而光宗在位时期，门阀势力并没有进行明显反抗；而相较之下，秦穆宗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则直接体现在了尚书台和中书台最高长官的任命上，显得极为“露骨”，其措施非常激进。
在这种情况下，感到自身利益受到明显威胁的门阀势力，自然对秦穆宗的行为颇觉不满，对朱詹和杨运极为忌恨，甚至不断伺机企图中伤朱詹和杨运，形成了当时门阀势力与寒门人士的对立：
（朱）詹既拜相，常昼夜不离台司，勤勉庶务，甚得称职，然门阀贵士，颇不容之，常绊其事，而不能沮詹克功。?
运门第不显，一朝登为宰相，人皆疑之。然运在中书，断决敏速，当时以为良才，而门阀重臣，颇忌恨之。?
时尚书台令朱詹、中书台令杨运皆以寒门为台相，（冉）垕颇忌之，屡寻织纤之愆，或强理为辞，连章弹之，穆宗初不以为意，后意稍移。?
时朱詹、杨运为台相，（严）南自以门阀高第，耻居二人之下，常与妻妾言曰：“朱杨何来竖子，敢青旗赤车！”（注曰：秦制，四台令出行仪仗，青旗赤车）?
双方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以高隆五年的“虞晃案”为总爆发点，?最终，门阀势力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击败了寒门人士，朱詹和杨运二人也在此后不久被弹劾下台，寒门人士最终在秦穆宗初期的政治斗争中全面失败。此后，虽然寒门人士林绛担任了在朝政运行中并非多么至关重要的“秘书台令”，但邓灼接任尚书台令，刘苌接任中书台令，尚书台与中书台的最高长官之位再度为门阀人士所控制，秦穆宗试图抑制门阀势力的尝试最终也归于折戟。于是之后的数年中，秦穆宗也过起了游山玩水、大兴土木的奢靡生活，史称其在位后期“雄心日损，遂不复属意朝堂，亶歌舞巡游于内外，委万机于宰臣耳”。?
结语
综合上述，可以看到，面对日益强大的门阀势力，秦光宗和秦穆宗都在其在位时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企图抑制门阀势力的发展。但这对父子采取的手段和取得的结果不甚相同：光宗通过以“佞幸”掌控中书通事舍人和尚书检校郎这两个“机要”之职，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手段相对缓和，最终对门阀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从总体上看，光宗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结果；穆宗通过以“寒门”掌控尚书台令和中书台令这两个“台相”之职，对门阀势力进行抑制，手段相对激进，最终导致门阀势力与寒门人士之间的政治斗争，门阀势力击败了寒门人士，门阀势力非但没有得到抑制，反而趁此机会逐渐坐大，因此，从总体上看，穆宗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取得了基本失败的结果。
余论：穆宗与东秦王朝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秦穆宗的形象似乎非常确定，耽于享乐、大兴土木、放任门阀势力坐大的秦穆宗是东秦王朝由盛转衰的罪人，是一个昏庸之主：
穆宗未意奉纂，苍卒南面，纵心琴瑟之中，肆意山水之外，门阀朋党于庙堂，土木兴作乎郊野。于是百姓叹怨于道涂，黔首遘逆乎郡县，纲纪陵夷于洛京，胡狄扬尘乎北塞……皇朝中衰之衅，萌兆在兹矣！?
爰及穆宗成皇帝，留心犬马之事，肆意山水之间，怨讟兴于黔首，边防弛乎鄣塞。?
（都云令注曰：）呜呼，以臣观之，光宗溘然登遐，捐弃烝庶，穆皇奉纂，默然垂拱。而门阀世族，玩珪金銮；骄藩强岳，裂土分疆；豪强庄主，侵贫兼弱；鄣塞边亭，弥废寖弛。以光宗之神资，禀旷代之权略，尚能条理中外，承平朝野；俟穆宗之怠倦，逢熹宗之颠覆，遂罹倒悬陆沉，人危披发。?
（皇甫佑注曰：）以上五事，皆言穆宗之时，黔首之困苦也。?
毫无疑问，秦穆宗在其在位后期，大兴土木，浪费民力，这是绝对无可争议的：
五十一：穆宗尝兴土木，属仲夏日烈，颇有劳夫中暍至于死伤。穆宗与中书侍郎综（注曰：冉综，司徒涛之子）语云：“劳夫多有中暍者，今可多遣良医赴之，以备再有此事。”侍郎对曰：“不如罢减劳役，此病自消。”帝颇不悦。
……
五十三：又高隆中，鲁郡某县有破产民为盗，县吏捕之，押送衙堂。令在，问之曰：“何以在此？”贼对曰：“今上屡发役不时（注曰：王者发民为役，不害农时，故往往在冬，至于春夏秋之役，则谓“不时”），田垄荒芜，又水旱迭降，征税寖腾，家中为之破产，无以糊口续命，遂为梁上之事，故而在此也！”令闻之赧然。
……
五十五：穆宗既好兴土木，颇喜宫台，有汉中人齐努，蕴巧思，善工建，穆宗闻其名，征为工部郎。高隆八年，使修望凤台于邺城。努遂穷其奢华，运其妙知，高台重楼，雕栏画柱，金阶玉檐，珍石琉瓦，富丽堂皇之甚，近代以来所未有也。然役夫疲死倒仆者相属，尸骨堆累于侧，其高越乎台阁。既成，帝视台甚悦，称之曰：“此台何其高盛巍壮，若能通天宫！”散骑常侍耿贵在侧，犯颜曰：“万人以此入地府，故此台能通天宫。”帝闻此语颇不乐。（注曰：以上五事，皆言穆宗之时，黔首之困苦也）?
但是，从他“始即位”时，“励精图治”，“欲修政理”，任用“寒门之秀材”，试图抑制门阀的举动来看，秦穆宗似乎并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全然昏庸之主。
事实上，尽管历史给他的人生开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玩笑，但近乎“临危受命”的秦穆宗并没有从一开始就选择放弃与堕落。相反，起初满怀壮志的秦穆宗选择了比他的父亲更为激进的方式，企图给畸形于历史大势（历史大势指古代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而早衰的东秦王朝下一剂猛药。然而，据我们所知，历史的进程往往并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意志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秦穆宗的努力最终不得不随着朱詹、杨运的下台而付诸东流了。于是，本就没有预料到会由自己来承担如此大的历史重任的秦穆宗在无可奈何之下，最终选择了自暴自弃与堕落沉沦。随之而来的门阀势力的高涨与北境边防的废弛，将东秦王朝埋葬在了洛阳的大火之中。或许，与秦穆宗的“雄心”一同“日损”的，还有东秦王朝本就不那么强劲的脉搏……
尾注：
1（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22《冉季传》。
2《前秦书》卷22《冯涤传》。
3《前秦书》卷22《冯涤传》。
4值得玩味的是，冯涤留守成都时，负责辅佐郭孝成，而当郭孝成阴谋反叛之时，冯涤故意不予配合，郭孝成在反叛之后却丝毫不闻曾对其有所侵犯：
帝称尊号，以为司隶校尉。帝东征，涤留守成都，辅佐郭孝成。孝成之阴图二志，涤每觉异，而不敢确然，乃假他事运粮草兵仗于关中。直孝成作逆，粮草兵仗不足，故急于圣王战，败于南郑。帝既都洛，召为司隶校尉。（《前秦书》卷22《冯涤传》）
推其原因，应当是郭孝成也认识到冯涤身上的门阀属性，因此即使不能将其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之下，也不能与之公开为敌。
5《前秦书》卷22《冯涤传》。
6《前秦书》卷23《郜芝传》。
7分别参见前秦书本传。
8《前秦书》卷24“史臣曰”。
9《前秦书》卷25“史臣曰”。
10参见张仕一：《从东秦后宫看其朝堂政治关系》，2022年7月。
?分别参见前秦书本传。
?《前秦书》卷34《郜觉传》。
?《前秦书》卷34《冉涛传》。
?《前秦书》卷34《邓迢传》。
?《前秦书》卷51中《后妃类中·宣仁邓皇后》。
?《前秦书》卷51中《后妃类中·宣贞冯贵妃》。
?《前秦书》卷7上《光宗本纪上》。
?《前秦书》卷7中《光宗本纪中》。
?《前秦书》卷7下《光宗本纪下》。
?《前秦书》卷63下《职官志下·尚书台》。
?《前秦书》卷63下《职官志下·中书台》。
?《前秦书》卷7中《光宗本纪中》。
?《前秦书》卷29《冉芸传》。
?《前秦书》卷58《佞幸类·柴踪》。
?《前秦书》卷58《佞幸类·冰玉》。
?《前秦书》卷29《冉芸传》。
?《前秦书》卷30《刘布传》。
?《前秦书》卷34《冉涛传》。
?《前秦书》卷58《佞幸类·柴踪》。
?《前秦书》卷58《佞幸类·冰玉》。
?尽管柴踪此时“加侍中”（侍中为二千石），但根据《前秦书·职官志上·内侍》：“秦制，加官者，品级从本官，俸禄曾领其所加之官俸禄三一。”可知，柴踪此时官秩仍从中书通事舍人的“中千石”。计算俸禄的话，此时柴踪的月俸禄为100（中千石）+160\/3（二千石月俸禄的三分之一）=153.3石；太守月俸禄为160石。因此，无论是从品秩上看还是从俸禄上看，太守都要高于柴踪目前担任的“中书通事舍人，加侍中”，遑论晋王所言的还是“大郡太守”。
?《前秦书》卷7下《光宗本纪下》。
?《前秦书》卷58“史臣曰”。
?《前秦书》卷8“史臣曰”。
?《前秦书》卷8《穆宗纪》。
?《前秦书》卷8《穆宗纪》。
?《前秦书》卷8《穆宗纪》。
?《前秦书》卷63下《职官志下·工部》。
?《前秦书》卷37“史臣曰”。
?《前秦书》卷37《朱詹传》。
?《前秦书》卷37《杨运传》。
?《前秦书》卷38《冉垕传》。
?《前秦书》卷38《严南传》。
?关于“虞晃案”的本末，可以参见《前秦书》卷8《穆宗纪》、《前秦书》卷37《朱詹传》、《前秦书》卷38《冉垕传》、《前秦书》卷39《冉由传》，笔者在此不赘述，日后若有机会，笔者将再另撰文讨论“虞晃案”的相关问题。
?《前秦书》卷8《穆宗纪》。
?《前秦书》卷8《穆宗纪》。
?《前秦书》卷70《史家志》。
?《前秦书》卷70《史家志》。
?（西秦）沈艺撰，（西秦）皇甫佑注：《东都世言》卷6。
?（西秦）沈艺撰，（西秦）皇甫佑注：《东都世言》卷6。需要注意的是，皇甫佑此处所注中的“五事”指的是《东都世言》第51—55则，但事实上，《东都世言》卷6中第52则之事发生在光宗永弘年间，并非“言穆宗之时，黔首之困苦”，皇甫佑所注此处失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