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黄花分外香，朱德军校学员队伍回到万县，经过战火洗礼后的部队，战胜归来，精气神大不相同，亮了万县人的眼！
时过阳历元旦，阴历冬月，朔风呼啸，百姓们农家准备年货过年，城内的“浮尸会”义工，隔三岔五会在街头路边，把饿冻而死人的尸体，拖出城掩埋。
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了武汉，距四川近多了。
杨森从宜昌战败归来，赖心辉夺走了他四川省长宝座。他意兴索然，又要强作欢颜，摆出一副彻底革命的架势，与刘湘等川中军阀们，抢着往脸上贴革命的标签。
他把消极的态度，化作效仿古代先贤们的“沉迷酒色”，从而达到淡泊名义的崇高境界。于是，更多的时间用于和姨太太们谈心调情，更多的时间，用于积极发展壮大他的姨太太队伍。这也是古代当权者惯用的无耻低调避祸法。
苦了吴焜这种小军官，杨军长刚刚又纳一房姨太太过年，让他的这月军饷，没到手就去了一半。肯定还要送礼，杨军长的其他姨太太，肯定会在冬腊月间，各做一件红白喜事的。后面还有参谋长、高参、师长、旅长、团长等等等等，借钱过年是肯定的了。
腊月的一天，朱代表和冉秘书在军部开会，根据会务要求，警卫任务由军部管理，所有的卫兵回了自己的驻所。徐允士、李德彬带着胡洪疆、吴焜回了洋行。
突然，军部副官长和孟青云率军部警卫营一个连，突然来接管了宝隆洋行的防务。
换防后的二中队，随着军部一名副官来到军校，集合完毕，刘建藩参谋长驾临。
刘建藩宣布军长令：万县分水乡有土匪出没，百姓苦不堪言，我军一贯爱民如子，令军官学校全体学员随他前去剿匪。同时请军校的所有教官，到军部参加军政会议，有大事相商。
教官们刚离开，一大群军部的副官、参谋和各师旅抽来的军官，分别到各大队、中队接管了指挥权后，学员队立即出发。
来二中队代理中队长竟然是“严颜”一团长。他说：为严肃军纪，防止士兵路途中伤害百姓，败坏本军形象，弹药要先上交校本部，到时发放。
任人都看出了蹊跷，队伍到了分水乡，四野宁静、街上秩序井然，土匪在哪？
弹药未见发放，也无人整训，代理的军官、副官、参谋们，却从街上提来麻将，抬来牌桌，开始了牌场鏖战，就连刘建藩参谋长也坐在牌桌上，聚精会神，孜孜不倦。扑克、川牌、骰子、铜钱等赌具，哦，不！娱乐工具，纷纷进了军营。
分水乡有名的麻辣兔、高梁酒流水不断地送到军官们的桌儿上，让三、四、五大队无军饷的学员暗吞口水。
有吴焜等袋中羞涩辈的清纯学员，准备上街玩耍时，负责值守营门的参谋长卫队告知，要什么东西可以叫外面送进来，吃的、喝的、就是叫青楼姑娘也行，但绝不准出营门一步，违者直接枪毙！
吴焜暗暗发现，军营外围，有军队远远地包围，挖有战壕，筑有工事，似乎是范绍增这个傻儿师长的部队。这个部队的主要成分也是土匪，进军校的学员寥寥。
将情况悄悄报告给了徐、胡等人。李德彬前几天刚刚加入党组织，在四十八槽的一户农家房里，秘密地宣了誓，这时也看出情形不对，来找二中队几人询问。
徐允士、胡洪疆、何流、朱福建等崭新的共产党员，虽富有军阀间尔虞我诈的经历，但在国共两党合作仍尔浓我浓的时期，何曾有往坏处想的意识，虽觉异常，也只冷眼旁观，凑到牌桌边观战，寻机探听，无奈这些参谋副官看样子也属怔怔懂懂，醉心于自摸、点炮，为杠上开花殚精竭虑。
议不出结果，跟外面断了联系，徐允士、李德彬等，只能等待。
连续三天的军营娱乐大赛，当赢钱的军官学员东躲西藏害病装睡保利润，输红眼的提刀弄枪脖子粗时，刘参谋长下达了凯旋回城令。
这种奇葩荒唐令，第一、二大队在籍军官学员们习以为常，川军中这种千奇百怪的奇事层出不穷，累见不鲜。
“凯旋之师”刚进城，旋接杨军长令：朱德代表被北伐军总政治部，调任江西南昌朱培德将军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所有下江来的教官，全部调回了武汉总政治部或者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朱德政治军官学校学员全部毕业，第一、二大队在籍学员，回原部队任原职，第三、四、五大队学员，有军籍者回原部队，无军籍愿意参军的，听从安排，不愿参军者，每人发钱三元遣返。即日起军校关门，食堂熄火。
这个通知，如晴天霹雳，把徐允士、胡洪疆、李德彬、吴焜和众多的进步军官击昏了。更蒙圈的是三四五大队的学员，一时不知怎么办！
原来，中共中央派朱德入川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川军出川后威胁北伐军左翼，唯北伐的顺利进行，杨闇公、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共产党员的努力，泸顺起义后，牵制了川军的许多兵力和视线，已达成主要目的。次要目的是想借朱德和杨森的生死友情，拉起一支朱德、刘伯承领导的革命队伍，谁知，杨森出于反动军阀的反革命特性和军阀的自保意识，对军队严密的管控，察觉了朱德的意图，让计划落空。
客观上，参加泸顺起义的部队，虽是进步军官对革命的向往而参加，但大多是朱德和刘伯承在川军中的知交好友、部下，现在泸州起义部队虽正在与川军激战，能否成功，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与朱德在川否，关系已不太大。
情况反映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共产党员主持的总政治部，认为：朱德同志已出色完成党交给的入川主要工作任务，既然在杨森军中发展队伍的次要任务已无可能，不如让朱德借与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的良好关系，到第三军中去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士兵运动。
这就有了朱德的调动。
另一个原因是革命形势的变化，国共两党交流有了分裂的迹象。朱德的资历声望，对杨森落难之时的救命之恩，让杨森不敢对他轻举妄动，他采用硬逼朱德离开的办法，私下对朱德明确表示：“我这个摊摊小，不能发大财，请另谋高就。”
朱德离开时，本想带走一批同志，可反动军阀杨森，洞悉军校学员受到了朱德的影响，就连他自己的侄女，也成天闹着要革命，何况受朱德数月教诲的军校学员？不能让朱德带走兵卒！
于是，他精心谋划，才有了军校学员的三天分水乡牌桌剿匪之旅。
朱德代表的离去，让徐允士、胡洪疆、李德彬等军校入党的新党员，因系秘密入党，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陷入脱党后的苦恼之中。
回到手枪营的吴焜，心情落寞，郁郁沉默。他感觉，离开朱代表，自己似乎失去了生命中某一重要的东西，就象失去父母、失去照哥哥和叶子一样。
没有了军校火热的学员生活，没有朱代表、冉秘书他们时常讲解革命道理，再过军阀军队的脏苦日子，如同嚼蜡，度日如年。
杨森降了各级军官的饷，排级饷仅每月六元钱，吴焜似乎永不够用。
杨森自己生活奢侈，妻妾成群，加上追求西洋欧派生活，开支日用浩大，对军队官兵也刻薄寡恩，他的部队在川军中军饷最低，或拖欠发放，或半数发放，发军饷之时，就是他家有红白喜事之际，甚至请帖和军饷一起发放，直接扣除。上行下效，高级军官们办红白喜事成风。
低级军官的饷，连礼金也不够，何况还有正常开销，成家的还有家室之累，更有赌、嫖、喝酒叫角等高档应酬，怎么办？借呀，一是找银行，可以视职务高低，借多借少份额不定，跟后世的银行、保险公司，千方百计要公职人员贷款、参保一样，目的都是想要从你固定收入这个血管里中，搭上一条管网，固定抽一些血。二是直接找高级军官借，他们的亲友中，大多有人在从事“善良”、“恤贫济困”的高利贷事业，不怕你不还！因为手续简便，发放及时，所以利息高，有的高得吓人，堪比后世的网贷。
众多连排长级军官债台高筑，盼着打仗，经常到长官处请战，好捞一笔还帐，也有跟袍哥拉关系，为袍哥坑、蒙、拐、骗、色情和鸦片业务，跑腿出力挣点辛苦钱。至于保驾护航，低级军官没得那个能力，没得那个资格，那是军、师、团级军官的业务范围，他们之间也有各自的市场区域和份额，严禁跑边越界。
军阀军队的伙食，如同猪食，士兵们吃饭靠抢，规定半个月打个“牙祭”，只能见到一星半点肉渣。平时菜里也不见多少油，大便不臭，里面的菜梗纤维筋节清晰，消化不了。军官食堂的饭食稍好一点，但仅限三两杂粮饭，掺杂着比粮还多的红苕、土豆。冬天的菜主要是萝卜白菜，和咸得盐不要钱的泡菜，有时甚至什么菜也没有，直接炒盐下饭，比士兵食堂明显的好处是不缺盐。
这种伙食提供的热量，士兵莫说训练，就是整天躺在床上，也是个饿。
腊月间，军官们忙着年货，准备过年，士兵们放了羊，有些士兵直接拿着扁担上街，当了力夫，希望运气好，挣碗稀饭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