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好穿着一只皮鞋，光着一只脚下了车。虽说皮鞋跟也不怎么高，但是走起路来，还是感觉一晃一颠的。三大见我这个光景，唠叨是怎么搞的，把脚上的鞋都能丢了。我想起那个扔我鞋的人，如果能碰见，我定打得让他爬在地下。
从车厢到出口，需要走好多路，途中人流如滚珠。但穿着一只鞋走路的人就我一个。自然，途中有人注意到了，我听见两个姑娘在我的身后叽叽诡诡的笑着，说着。我知道不少人在看着我，但我谁也不看。两眼盯着前方，硬撑着出了车站，在附近的商城买了一双鞋。
我和三大到了成都的那个厂家谈设备，磨蹭了几个小时，对方价格搬的硬，与县广电局给我们村上给的经费距离太远，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放弃。之后又转了几家，还是不行。看来，成都这趟是白来了。
三大有点沮丧，我年轻，没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的，倒是对成都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听人说成都是天国之府，不来则体会不到，来了，最直观的感觉是成都的街道到处是绿，一些稀奇八怪的树木和花卉我都没见过。当然，绿给我带来的湿热感，与陇东的干热有很大的区别。除此之外，我发现成都的女人很美，身材娇小，连那被抱在怀里的小孩，看上去比我们山里的同龄小孩都小了许多。尤其那些裙襟摆动、一闪而过的姑娘，个个看上去水灵灵的，偶尔间惊魂一瞥，让我的心哗哗振动。
我和三大在成都的大街上东逛逛，西瞧瞧，刚路过一家音响门市，传出了那首流传大江南北的歌曲《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像只无形的手，一下攫住了我，我一拐，就拐进了这家音响店。女老板年轻，且很漂亮，主动问我看上哪个磁带。我一问价，零售价格是8毛钱，批发5毛钱一个。我想到我们学校卖的磁带是3元，问她是不是盗版磁带？女老板说：“正版的要七八元呢，谁买呢？全成都的门市都没有卖正版的。”
我问道：“那售价三元的是不是正版的？”
女老板说：“你把你三元的拿来跟我这个比一比，看有没有差别？”
由于我在学校也一直买磁带听，质量怎样，一听就知道。为此一连试听了两个磁带，感觉与我们学校卖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我们那里卖的是三元，这里是五毛钱啊，差别多大？在这一瞬间，我立马想到买音响设备的钱还装在身上，可以批发上一些磁带回去，赚点钱啊。我赶紧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三大，说带回去一块五毛批发出去，一个都赚一块钱呢。三大一算账，说行！于是我们就拿出一千元，批发2000个磁带，装了四大箱子。之后付款时，三大当着我和女老板的面解开了裤袋。女老板见状，目光惊愕地看看我，问道：“这是撒意思哟？”
我忙解释说：“钱在裤头里面装着，是给你取钱，没有别的意思。”
三大把钱取出来后，给了女老板，然后我俩肩膀扛，手里提，将这四箱子磁带到了火车站。
从成都到西安是第二天晚上七点多，下车以后我俩扛着磁带箱子往出走时，被火车站警察拦住了，问我们拿的什么？我说是磁带。警察立即说：“放下放下！”我以为他们查看之后让我提走，结果脸一黑，直接把四箱子磁带就地扣了。
在八十年代末，尽管市场稍微有点放开，但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对于一些长途贩运者，尤其是从火车上进行贩运活动，都查得比较严。见价值一千元的东西被没收了，我顿时感到两腿发软，心想这下把事弄大了，惹上麻烦了。三大看样子心里比我还恐惧，脸色发灰，直着眼睛问我：“这……这可怎么办呀？你看你，咋想起买磁带呢？”
一千元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并且是村里的公款。见三大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心里更是阵阵发急，一个劲儿地想道：这些钱我们舍不弃，必须得想想办法。为此我对三大说：“你别急，我给咱们想想法法子。”
三大说：“你一个毛头娃娃，能想个啥法子？”说着将头一歪，生气地蹲在地上抽起了烟。
是啊，想啥法子呢？我心乱如麻，盯着面前熙熙攘攘的人流沉思了起来。就在这时，一个女人问我住不住店？说着拿起手里的招牌让我看。那年头，西安火车站私人旅社多，因而往旅社叫人的“p条客”也不少。在她问我的这一瞬间，我心里想：这些开旅馆的人肯定和车站的执法人员有认识的，如果有熟人搭话，说不定还能要来磁带。于是，我就问道：“住店可以，但我的东西被车站公安没收了，你在这里有认识的人吗？”
这个女人摇摇头，转身离开了。我见车站叫客的女人比较多，就以住店为名，一个一个地往过问。直到问到第六个人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了，说：“我认识几个，有啥事吗？”
我就磁带被没收的事告诉了他。
他问我：“是啥磁带？总不是黄色带子吧？”
我说：“不是，全是歌曲带子。”
他说：“这事简单，只要你在我那住店，我给你想想办法。”
我问：“住宿费多少钱？”
他说：“一个人10元，两个人20。”
我说：“只要你能给我要回来，我再给你20元。”
听这人说他的旅店在五路口附近，大约两站路，不到一千米。我和三大就跟他走。到了五路口后，又朝东拐，走了大约有五百米，才到了这人的旅社。这个旅社大门跟我家的院门差不多，只是门口挂了“安逸旅社”的牌子。进了院子，我发现院子西面有一溜儿平房之外，对面还有个两层单面楼。一个中年女人坐在露天水龙头附近，挽着裤子，岔开着双腿，抱着搓板和一个紫红塑料大盆，在洗着衣服，附近有水泥槽，有下水道，到处湿漉漉的。大门靠东的一棵梧桐树下，坐着三四个年轻女人，她们坐着马扎摇着扇子，貌似在乘凉。
此刻，夜色已经降临，尽管周围零星已经有了灯光，但院子里弥漫着一种阴沉的气氛。聊天的女人从我一进大门，就看着我和三大，直到我从她身边走过，还看着。我们在一楼登记了房子，男的说他出去给我们办事，等他的消息。接着办理登记手续的那个婆娘示意我将地上水壶提上一只，然后跟她上二楼。通往二楼的是个露天铁梯，又窄又直，踏上去嗵嗵作响。走到12号房子跟前，她拧着钥匙将门一开，转身就走了。里面有两张白床，干净程度比长庆桥旅社稍微好一点。临床还放了个桌子。放下姓李后，见三大坐在桌旁喝水抽烟，我就出门站在栏杆前，朝楼下张望。我张望的意思是想看看周围的环境，那几个女人以为我在看她们，一个就朝我招手，我不知啥意思，也给她招手。那个女人立即站起，绕过来就往楼上走。我以为她有啥事要问我，就站在那里等。女人走到我跟前，主动问道：“你们就登记了一个房间吗？”
我说：“就是的。”
她朝房内看了一眼，说道：“他是你啥人？”
我说：“是我三大。”
女人说：“你们是父子俩，怎么能在一个房子搞事呢？”
因为那时候我毕竟是学生，没出过门，没见过世面，听她这么说，我一头雾水，问：“搞啥事呢？”
这时三大突然站起，喊道：“滚，去你妈的！”
三大这么一骂，我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在长庆桥就听人说，西安火车站附近比较乱，卖和p娼的事儿比较多，看来是真的。我忙推开那个女的，让她赶紧走。估计那个女的见我态度好，翻了翻眼睛，嘀咕了句什么，就离开了。见三大勾着眼睛呆在那里，我心里想：这个时候，千万别闹事啊，我的那些磁带还没回来呢。就叫三大出去吃饭，这个时候了，晚饭还没吃呢。三大说包里还有两个饼子，随便吃点就行了，他也没胃口。看他的意思，在等店老板的消息。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店老板回来了，说扣押磁带的人要50元。我说：“行，50就50，你只要要回来就行。”
我给了店老板50元，他很快就回来告诉我说：“事说好了，钱也给了，但是要你本人亲自去取，因为扣的时候是你本人签的字，取的时候也需要你取，其他人不能代取。”
我就建议他带我去取东西，他说：“这没问题。”
我和三大到了扣押磁带的地方，店老板给工作人员打了一声招呼，工作人员对我说：“把你的东西拿走！”我就在罚款单子上签了字，和三大拉着磁带箱子走了。
受到惊吓的三大见事情办得比较顺利，脸上的肌肉都舒展了。由于当时西安有发往各地的夜班车，三大提出当夜就回家。我知道三大为磁带被扣、旅社里被骚搅的事心里生气，就赶紧顺了他。他扛着箱子急匆匆地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感觉他脚下呼呼带风。想起事情刚发生时他埋怨我的情景，如果磁带要不回来，他肯定会把这个责任推给我。现在虽然平安了，但回去到底能不能卖了？开始信心满满的，现在出了这个叉子，心里多少有点不瓷实。于是我就故意问三大：“这单生意是我一个人做，还是咱俩做？”
三大说：“咱俩做。”
我说：“既然咱俩做，那这四箱子磁带你拿两箱子，我拿两箱子，咱们各卖各的。你垫进去的500元，我认上，回去磁带卖了给你。”三大说行。
但是，当我们把磁带带回去，打开箱子，拿出一个试放时，这才发现我们上当了，那玩意儿根本放不出声音。当时我心里很难受，但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不能不卖。为此，我就动员弟弟帮我销售这些假磁带。叮咛他能卖上价就卖，卖不上价格，就便宜点，反正是五毛钱批发的。
弟弟就骑着自行车，带着磁带到各乡镇集市上赶集摆摊。多数村里人没见过磁带，对这玩意儿有点好奇，有个老奶奶见有人围着磁带看，就问弟弟：“这东西咋放呢？”
弟弟为了尽快把这些磁带推销出去，就故意说道：“有个自行车就能放。”
在弟弟的忽悠下，那个老奶奶就买了一盒磁带。
这些放不出声音的磁带开始还卖了一些，后面就卖不动了，因为每人鼻子下都长了一张嘴。嘴能传播信息。特别是关于假货的信息，传播起来就不用说了。所幸的是，好歹收回一些成本，不至于把那些钱都扔了。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做生意，就吃了个闭门羹。父亲是个家教严格并善于理财的人，看到我和弟弟整天为一堆磁带忙乎，开始是骂，后来就是勾着眼睛，搞得我只要一看见他，就像老鼠躲猫似的赶紧躲开了。想到我给父亲带来的这个损失，就故意在奶奶跟前放话：亏了家里的这些钱，我以后一定会挣回来的！意思让我奶奶给我爸亮个耳光，别为这个事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