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沈俊峰回去了，钱永虎给我又派了一个人接替俊峰。此人叫柴之春。他曾是南区采油队队长。当年我毕业分配工作时，他建议我去环县。说环县条件稍微好一点，对我发展有利。当时我已经把表都填了，他帮我做了调整。经他安排，我去了环县樊家川采油十二厂环北大队第12分队。后来，在工作期间，由于个性等原因，他有点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他，我俩在某些观点和做事方法上有点出入，因而我俩总是面和心不合。
石料厂刚刚办起的时候，我雄心勃勃，打算一年生产一万方石料，争取赚个三五十万。结果在实际生产中，问题出来了，最要命的是矿石质量不一。由于矿石是从当地供货商手里买过来的，虽然在合同中有质量保证，但在那个假货横行的年代，合同在某些时候就是一张纸而已。况且，能囤积矿石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因此，在生意中，亦邪亦正的合作经常发生。我的供货商也不例外。他供的石头时而好，时而差。质量过差的石头，我们只能进行人工筛选，这中间就产生了费用，增加了成本。难怪杨喜久海南办石料厂办亏了，问题就出在了石头上。当初我做预算时，从产量到运费都做了精密的预算，怎么算下来都有一定利润。没想到单是原料质量这一块，就占据了总开支很大的一部分比例，加上在销售上，又遇到在路途的运输中所产生的费用，所以导致每月算下来，产值不错，但利润很薄。为此，我提出一个减负方案：就是减少人工投资，加大全自动生产线。这样虽然投资大一些，但是效益绝对好，因为对于石头来说，人工和自动生产肯定是两码事。但是，劳司主张维持现状，稳步发展。
在我经营石料厂的时候，钱永虎的生意就做得风生水起，给采油十二厂开了家汽车修理厂，在庆阳开了一家比采油饭店还大、还上档次的饭店，还在西安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加上他管辖的这个石料厂，统称四大公司，钱永虎就是这四个公司的总管。我负责的这个石料厂，和钱永虎的几个生意比起来，肯定有着明显的差距。加上钱永虎派来的柴之春，与他私人关系较好，厂里的情况如何，柴之春看在眼里，肯定会向钱永虎说些对我不利的话，这样，钱永虎对我慢慢就有看法了，给石料厂也不好好投钱了，对经营状况也是不闻不理。
石料厂失去后盾支援，越发艰难了。但出于一种责任，我还是硬往前维持着，资金周转不过来，那我们就小打小闹。工人工资发不下去，我们就东凑西借。为了稳定工人的积极性，我主张即使砸锅卖铁，都要按时给工人把工资发了。有时候，为了发工资，我连自己的生活费都垫了进去。石料厂在表面看是油田企业，按部就班地运行着，实际上是举步艰难，捉襟见肘。
后来，实在发不下去工资了，我就裁员，先把我们铁李川的人都打发回去了。在打发他们之前，我已经把我的几个主要亲属的工资欠下了，其中有我哥俩口子的工资，大致是三五千元。为这点钱，我嫂子多次在我奶奶跟前唠叨。过年我回到家时，奶奶就提到了钱的事，说你有钱了，就给你嫂子把钱还了，那日子也魍魉得很。我看出奶奶为这个事有些为难，可能也受了点气，但是，我真的拿不出这笔钱，就给我奶奶说：“奶奶，你告诉我嫂子，让她放心，这辈子我肯定能还上这笔钱的！”
几年以后，我基本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不仅还了我拖欠的工资，还帮他们买了房子盖了房子，这是后话。
石料厂的运营情况不好，与齐东旺的官司还没了结，我本来心理压力就很大，老丈人这边还一直催款，虽然厂里的账户上有点钱，但那是公家的，咱不敢动，也动不成。估计老丈人看到我一手负责的这个石料厂的前景也是岌岌可危吧，他心里发急了，有一天晚上，老人喝醉了，又向我要钱。我说：“齐东旺跑了，还没找回来，官司还悬在空中，没钱啊。”
丈人就破口大骂了，说我把钱骗去都两三年了，到底安的什么心？他骂得整个院子的人都听见了，有的不知底细的人还跑来偷听。
老人骂我，加上他喝醉了，我又不能解释，就任他骂着。他骂一会，出去撒泡尿，进来继续骂。第四次出去撒尿时，我一担挑实在看不下去了，让我出去躲一躲，他找不见你就不骂了。
我一想，这是个办法，于是就乘机赶紧溜走了。
那时候，天都黑了，没有地方去，我就在厂子附近的村庄转来转去，夜深之后，村庄万籁俱寂，连狗进入了睡眠的状态。而我为了躲避丈人的怒骂，在婆娑的树影下，在沙沙作响的天地边，遛跶，徘徊，想起厂子不景气，想起官司还悬在空中，想到自己胸怀一腔梦想，奔波了好多年，至今还是一败涂地，我伤感，忧虑，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我仰望深邃的夜空，反问自己：人家干啥，成啥，为什么我做起事来，这么艰难？难道这是命吗？难道我命中注定经不了商，搞不了企业？我一心想做生意赚钱，难道我这辈子没有赚钱的命？
那一夜，我在村子溜达着，脑子想着，不知不觉的，村庄里响起了鸡鸣声，我才意识到天要亮了。看看发白的东方，我知道，新的一天要来临了，这时候，一种希望又倔强地从我的心中诞生了，我的信念告诉我：挺住，李小峰，再大的痛，再难的事，一定会过去的！
因此，我又回到了厂里，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在工作间隙，我始终没有放弃对齐东旺的寻找。因为我坚信，上天迟早会把齐东旺送到我面前的！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1996年的腊月，从农历25日起，我就在在采十二厂的某个家属院附近，像特务似的盯梢齐东旺。冷得实在受不了时，我就进了门房，拿出烟，谄媚地冲门房老头笑一笑，然后在这里待一待，取取暖，见门房人脸色不好了，我就赶紧出到院子里，前后左右巡逻。三天之后，也就是大年28，齐东旺回来了。
看着齐东旺穿着黑呢子大衣，脖子穿着一条灰色条形围巾，戴着口罩，像个归国华侨似的从我前面走过，我心里瞬间发酸，心里不由得骂开了：齐东旺，你这个瞎怂，自从前年7月我跟上你干之后，你摔了我的饭碗，骗了我的钱，害得老子订了媳妇娶不到手，有家不能回，为讨回这7万元，我跑了多少路，花费了多少钱？你倒好，趾高气扬地回来过年了，老子让你过个好年吧！
于是，我赶紧给赵炳打了电话。
赵炳让我看着，别让他再跑了。我就一直守在他家楼下，确定他没有出家门。很快，赵炳等人来了，我看着他们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很快，齐东旺戴着一副铐，在法院人的簇拥下，下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他的老爸老妈，他老妈在后面哭着，说她好不容易到儿子跟前来过年，儿子又没有杀人放火，干嘛拉走？她想从法院人手中拦住儿子。齐东旺故意给他父母亮耳朵，说是个经济纠纷，没事，过一会就回来了，叮咛他爸他妈别操心他的事。
我看着齐东旺上了法院人的车，心放了一截，心里想：这次，你齐东旺不还钱，就插翅难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