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 重振丝绸之路荣光
西征准噶尔部落，要通过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主要分为南北中三道，其南道大致是由河西出敦煌向西南经塔里木盆地南缘，过莎车，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
中道大致由敦煌向西北经哈密、吐鲁番，沿着塔里木盆地北缘从喀什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
北道则由敦煌向西北经哈密、吐鲁番、吉木萨尔、乌鲁木齐沿伊犁河支流巩乃斯河入伊宁，向西进入七河流域。
此外，唐代还有碎叶道、热海道等，但从现在来说，它们均不如以上三道显得更为重要。
明代的丝绸之路是在汉唐以来的丝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在许多地方与汉唐时代的丝路大体相合，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最明显的一点是汉唐直到元代一直很繁荣的丝路南道中衰了，而在原来的中道和北道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道路，结果又形成了新疆境内新的南中北三道。
从上面已经叙述过的来看，明代的三位旅行家大致是这样旅行的。
盖耶速丁走了汉唐时代的北道，鄂本笃从印度至帕米尔段是沿着汉唐时代丝路的南道行走的，过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就转入了中道。
而陈诚正好是在二者之间穿行，与以前比起来这是一条新道。当这条新道兴起的时候，汉唐时代的南道中衰了，即使没有完全断绝，也无论如何不能再与汉唐时代相比了。
这有两条证据可寻。其一是明代的史籍，包括诸旅行家的游记均未提到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道路。
鄂本笃出使中国时曾到过于阗，这里距敦煌已经不远了，按阿拉伯人马卫集当时的旅行情况计算，从这里到敦煌仅需55天时间。
可是他没有继续东行，而是又绕回了叶尔羌，然后再由叶尔羌绕北道东行，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此时的南道大概不利于游人的往来。
其二是《明实录》中凡记载明朝使臣出使西域时，一般按所至先后依次叙述。当涉及于阗时，我们总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于阗每次总被放在哈实哈儿的后边。
可见明朝使臣总是先到哈实哈儿，后到于阗，此亦证明于阗以东的道路此时是不大畅通的。
从历史上看，于阗长期是丝路南道上的一座重要城镇。元初，这里发生过一场动乱。
和田在加伊孜叛乱中受害颇重，但不日恢复，成为元朝在塔里木南边地带的经济活动中枢，所以此时丝路南道比较兴隆。
但到了元末明初，中原王朝“势力达不到该地，渐渐地便陷于政治上的无秩序状态。”
明初这里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于阗是战乱的中心，战争中于阗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特殊地位。
明朝就把经略西域的重心放到了哈密一带，在那里驻军设官，作为“西域之襟喉，以通诸蕃之消息”的通道，凡军人往来，军需品的输入均经哈密，使肃州到哈密段的商旅设施空前改善。
在这种情况下，明代的旅行家、使者舍南道而走哈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如果说汉唐丝路南道的中衰是当时历史条件带来的必然结果的话，那么陈诚西使路线的“开辟”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它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
根据《西域行程记》的记载：陈诚使团越过吐鲁番后，于二月二十四日“由崖儿城南顺水出山峡向西南行，以马哈木王见居山南，遂分西、北两路。”
对于这个简单的记载，“明政府使团在崖儿城南，分西北二路的原因。是当时别失八里马哈木王，已西迁到亦力把里驻牧，因使团要相见转达朝廷旨意，故分出陈诚、李暹一行。”
这种分析有一定的见地，但是，他说当时马哈木王是牧于亦力把里则是欠妥的。
永乐十六年，别失八里王为从弟歪思所弑，而自立，徙其部落西去，更国号曰亦力把里。”而马哈木王在位的年代，陈诚出使西域时，距歪思汗西迁尚差6年。
由此亦可推想，当时马哈木王驻牧地并不在亦力把里。
马哈木王驻牧地既不在别失八里，又不在亦力把里，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正确的回答是：他的驻牧地正好在，别失八里与亦力把里之间的巩乃斯河深处，他驻牧于这个地区的原因，是当时受到了河中地区跛子帖木儿的压迫，不得已而为之。
帖木儿帝国崛起，向外四处扩张，曾7次远征东部察合台地区。特别是最后一次，不仅远袭也儿的失河畔，察合台王帐。
帖木儿本人还在额敏河畔设立了他的斡尔朵，以此为根据地进攻蒙兀儿斯坦，迫使黑的儿火者屈服。
为了逃避帖木儿的压迫，黑的儿火者将他的牙帐，迁到蒙兀儿斯坦与畏兀儿斯坦之间，巩乃斯河深处。
黑的儿大者把女儿嫁给贴木儿后，才结成和议。这种形势一直延续到马哈木王之时，仍未有什么改变，王帐的具体地点陈诚的《西域行程记》中有所反映。
按陈诚行记所载，他于永乐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到孔葛思，安营住1日，
“十七日，晴，早起，向西行，约行五十余里，地名忒勒哈剌，近夷人帐房处安营，马哈木王遣入来接，住一日。
十九日，晴，明起，顺河西下，行五十里，近马哈木王帐房五、七里设站舍处安营，住十二日。”
文中的孔葛思即今阿勒马勒，西距新源县城60里左右，正好与上文所载相同。故当时的马哈木王帐，就在今新源县治附近。
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陈诚出发时很可能并不十分清楚，马哈木的具体住址，直到崖儿城才听说。
“马哈木王见居山南”，于是分两路去找，终于在巩乃斯河畔找到了马哈木王。
陈诚的行记第一次告诉我们，在阿力麻里与吐鲁番之间还有一条不同于北道的道路。
可以说，这是陈诚一行首先“开通”的。虽然这条道路很可能早就存在着，但它并不为人知晓，此时开始进入史册，这不能不说是陈诚一行对我国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的一个重大贡献。
此外，宋元以来，汉唐时代十分繁荣的丝路北、中道敦煌至哈密段的交通早已寥落。
直到明代，这条古老的丝道才又重新活跃起来，明朝进西域者有赖此道，西域朝贡者亦赖于此道。
所谓“诸番入贡者众，皆取道哈密”之载就反映了明代这段丝路繁荣的影像。这是明代对丝绸之路的又一重大贡献。
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内地与西域的商业往来一直不曾间断。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变更，这种联系时强时弱。
但从整体上说，这种联系是在日益加强着。到了明朝，由于明政府鼓励新疆各地方政权“朝贡”，因而新疆与内地的商业往来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活跃。
据当时的记载：“西域入贡者尤盛”，岁岁不绝，西域商人“往来道路，贡无虚月”。
在明朝以前，西域与内地的贸易多是通过商人进行的，官方贸易不占主要地位。
到了明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明政府强调官方贸易，使明代的这种商业往来大多控制在政府手中。
官方贸易的承受量自然要比私人贸易大得多。正统十二年，瓦剌遣使朝贡，使团人数达二千一百四十九人。
瓦剌对明朝最大的一次进贡发生于景泰三年，也先与阿剌遣使3095人，进贡马驼四万零二百余匹。
明朝“通赏各色织金彩素纻丝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二匹，本色并各色阔绢九万一百二十七匹，衣服三千八十八袭，靴袜毡帽等件全”。
为运送这批贡使从北京到怀来，令沿途“五府各卫并顺天府，共办车三千五百辆，装送虏使赏赐行李”。
这是空前的，即使种花家，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庞大的使团。明政府这一次“回赐”的“彩缎表里、布帛共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五匹”。
这样庞大的使团，如此巨大的贸易数额，如果没有政府的出面，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从历代的丝织品贸易来看，汉唐时代是比较兴盛的，但到了宋元，这种贸易数额反而大为减少。
直到明代，内地与西域的丝绸贸易才有了新的起色。永乐年间，哈密向明朝的一次朝贡，除了得到明政府回赐的3 2万锭银子之外，还有“文绮百匹、绢千五百匹”。
上面举到的瓦剌一就得到明朝“彩缎表里、布帛共一万三千多匹”的事实，更能说明当时贸易数额之巨大。
汉唐时期，西域已出现了棉布，但并未成为商品，元朝时期才稍有零星的棉布贸易，明朝时候，这种贸易日益增多，哈密的“贡使”买回的商品中就有梭布、漂白布和其它布匹。
西域与内地的茶马贸易，汉唐时期都比较少，直到宋代，内地的茶叶才开始大批地输入西域，然元代有所中断，到明代才又重新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