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3章 张白倒地咋办
李岩家与李诚家门对门，他在窗户上看到了这一幕。
“或许出于好奇心，他后来经常来看。父亲觉得这个小孩蛮聪明，又喜欢听，那就进来听吧。”李家说。
李家长辈是发小，关系亲密。三年困难时期，作为幼子的他被父亲从农村老家接到城里。第二天，窗台上有个虎头虎脑的小孩在探头，那就是4岁的张白。两人很快成了玩伴，打弹珠，拍画片，看连环画和电影，几乎天天在一起。
李回忆，张白为人朴实，“就好像生活在下层老百姓中间”。在他印象中，工作与护卫有关。他的弟弟曾告诉他，没事就跑到街上，跟小摊小贩打招呼、聊天，和他们很熟悉。
家庭影响让张白容易接近老百姓。但对跟随李诚读书，种花王似乎并不赞成。种花王举例子，是宋朝的史嵩，此人即使身处危局，依然努力坚持。
32岁的史嵩考中进士。当时正是他叔叔史弥远当政的全盛时期，他被安排到战略重镇襄阳，任光化军司户参军，管理那一带的户口和粮食。虽然这不是武职，但他非常关心军事，通过细致的观察，很快洞悉了边境的布防情。
因宋金战争基本结束，李全之乱平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成了当务之急。朝廷号召京湖江淮等地屯田。时年40岁的史嵩之负责襄阳屯田，积谷68万石，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朝廷及时给他加官为权知枣阳军兼制置司参议官。
第二年，他在枣阳发动军民兴修水利，开了置堰屯田的先河，粮食再获大丰收。朝廷又给他晋爵，封鄞县男，从五品。绍定五年（1232年），史嵩之升任京湖（今湖北与河南西南部分地区）制置使，兼知襄阳府，成了名副其实的襄阳军政一把手
之后，蒙军北撤。原先被金国占领的中原地区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真空地带。朝廷决定趁此良机挥师北上，收复“三京”，即应天（今河南商丘）、开封和洛阳。
史嵩之刚从前线回来，深知前线情况：河南地区连年兵连祸结，赤地千里，蒙军北撤，留下的几乎全是没有人烟的空城，军队开拔，粮运困难，又不能在当地筹集。
荆襄（今湖北）地区刚逢水患虫灾，老百姓饥馑流亡，如在这种情况下再征兵征粮，势必造成百姓逃亡，游民聚而为盗。再是，以蒙古人的野心，他们想灭南宋是迟早的事，宋军孤军北上风险很大。所以他上书六条，力谏宋理宗不可轻易出兵。但朝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时任丞相的郑清之，把收复三京的事看得太容易，把蒙古方面的实力估计得太低。他命令庐州（今安徽合肥）知州全子才带一万士兵收复汴梁。当时汴梁的蒙军守将是金国的旧臣崔立，崔立被李伯渊、李琦等几个金国旧臣杀死。李伯渊打开城门，把全子才迎了进去。
另一员大将赵葵率5万兵力从滁州开到泗州，收复泗州，然后来到汴梁，与全子才会师。赵葵督促全子才向洛阳与潼关进军。全子才派徐敏子带了200名兵士做先锋，又派杨谊率一万三千名强弩手作为后继。
徐敏子到了洛阳，洛阳并无蒙古军队，只有300户老百姓。这300户老百姓向徐敏子“投降”。事情果如史嵩之所料，徐敏子进城只一天便断了粮。
杨谊率一万三千名强弩手走到洛阳之东三十里的龙门附近，与蒙古兵遭遇，一战即败，杨谊孤身弃部逃跑。徐敏子也只好放弃洛阳，向东撤退。
于是，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上，一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步兵在撤退，而无数剽悍的蒙古骑兵在后面追杀。
蒙军追奔数百里，杀伤宋军十之八九。不久，赵葵、全子才也借口史嵩之不运粮食接济他们，一起从开封、应天撤军。
“三京之役”的失败，激化了宋蒙矛盾，近半个世纪的宋蒙战争由此揭开序幕。
钓鱼城遗址，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祝永都督淮西成为抗蒙最高统帅。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可汗窝阔台命阔端、阔出、口温不花等大将，分三路攻宋，取唐州，拔枣阳，侵襄阳、邓州，入郢州。
端平三年（1236年）春，蒙军攻洪山、江陵。京湖制置使赵范没能妥善处置襄阳南北两军之间的矛盾，致使襄阳北军主将王旻降蒙，城中“官兵四万七千多、财粟三十万、军器二十四库”全部落入蒙军之手。
接着，蒙军陷光州、破固始、降随州、攻蕲州、围庐州，略地至黄州。宋军全线溃败。
危急时刻，因得罪郑清之而已在地方上任职的史嵩之被宋理宗任命为淮西（今安徽省江北部分）制置使，赴前线督战。
史嵩之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严厉惩处那些贪生怕死的官吏，同时奏请朝廷，对在战争中立功的将士予以重奖并破格提拔。
这时，蒙古军已进逼江陵，史嵩之派新升任四川宣抚使的孟珙前往增援。孟珙到江陵后，命令部队不断变换旌旗的服色，循环往来，夜里则沿江点燃火炬，以此显示宋军声势浩大，连破蒙古军24阵，夺还被掳的2万军民。
第二年，蒙军攻打黄州、蕲州、安庆，当地守臣弃城而逃。史嵩之命孟珙从江陵前往增援。孟珙五战五捷，相继收复信阳、樊城、光化和襄阳。作为前线总指挥的史嵩之，先后被宋理宗擢为奉化郡侯（从三品）、参知政事（正三品），开督府于鄂州，都督京湖南北、江西、淮西以及光、蕲、黄、夔、施等州军马。
不久，蒙军又动用80万大军围攻庐州，准备在巢湖造船，进攻江南。史嵩之命安抚使兼知庐州杜杲派舟师及精锐部队扼守淮水要害。淮东、淮西民兵也参加了保卫庐州的战斗。蒙古军改攻滁州。曾为赵葵幕僚的知招信军余玠亲率精兵救滁。
蒙古军又转攻招信，被余玠回军打败。知镇江府吴潜也组织民兵，夜渡长江，攻击蒙军营寨。侵掠江淮的蒙古军不断遭受南宋军民的反击，只好北还。自此，淮河以南失地全部收复，宋蒙议和。
嘉熙三年（1239年）正月，宋理宗诏史嵩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继续留在前线指挥，这意味着皇帝将整个宋朝军队的指挥权交到了史嵩之手里。丞相任上部署修筑合川钓鱼城。
嘉熙四年（1240年）3月，史嵩之被理宗召回临安，成为继史浩、史弥远后的新一任鄞人丞相。
史嵩之任丞相后，广揽人才为朝廷所用，先后推荐名士32人，其中董槐、吴潜后来都成为贤相。“史嵩之先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今日士大夫，嵩之皆变化其心而收摄之矣。”
从他的政敌礼部进士徐霖的这份奏疏中，也可见史嵩之善于团结各方力量。宋朝在他的领导之下，政治变得更加稳固。
在史嵩之掌权的6年中，南宋守住了淮河以南，军事部署准确有效。南宋后期的主要城防工程体系，都是史嵩之执政时修建。
边防建设更是取得重大成果，史嵩之派孟珙、余玠等对襄樊的建设和在四川实施的山城防御计划等，对南宋后期的抗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钓鱼城的修筑，作为史嵩之为相期间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若干年后对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朝野上下始料不及的。
淳佑二年（1242年），蒙军攻克成都，四川告急。巴蜀一失，长江防线就会形同虚设。
当时的情形是，欲保南宋，必保四川；欲保四川，必保重庆；欲保重庆，必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
关键时刻，史嵩之奏请余玠以兵部侍郎衔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总领兼夔州路转运使，主持军政，置司重庆。
余玠以恢复全蜀为己任，上任伊始就设“招贤馆”广揽人才。不久，他采纳播州（今贵州桐梓）冉氏兄弟（冉琎、冉璞）建议，根据四川特殊的地形条件，筑城钓鱼山，迁合州于钓鱼城内。
钓鱼城筑于今嘉陵江南岸的钓鱼山上，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汇流，城分内、外，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系条石垒成，俨然兵家雄关。城内有大片田地和丰富的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田地，这使钓鱼城成为四川整个防御体系的一个节点和最为坚固的堡垒。
此后的历史充分证明了钓鱼城“一柱支半壁”的重大作用。从1243年至1279年，合州5县17万军民以钓鱼城为据点，历经宝佑、开庆、景定、咸淳等时期的大小200余场鏖战，坚持抵抗强敌36年，成为所向无敌的蒙古铁骑的噩梦，连被欧洲人惊呼为“上帝之鞭”的蒙古大汗蒙哥也殒命城下，缔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史嵩之性格强悍，处事果敢，不能容忍别人批评。一旦发现有人对他的决策构成威胁，就会果断将对方排除。
他任右丞相的当年，左丞相李宗勉去世，而时任平章军国重事的乔行简和参知政事余天锡和史嵩之是一派的，权力的集中让史嵩之从一开始就受到朝臣责难。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作为史弥远的侄儿，他被史弥远的反对派视为眼中钉。戎马倥偬，国事纷繁，他也无暇顾及当时士大夫推崇的理学，明里暗里得罪了很多人。《宋史》载：“弥远之罪既着，故当时不乐嵩之继也，因丧起复，群起攻之，然固将才也。”可见当时有许多朝臣是因为不满史弥远而否定史嵩之。
而作为同属于史弥远的政治派别，史嵩之又同理宗的老师郑清之政见不合，两人芥蒂很深。
淳佑四年（1244年）9月，史嵩之父亲史弥忠病故，按照传统，史嵩之应该回家“丁忧”3年，但宋理宗觉得蒙古人虎视眈眈，国事艰难，便援引战时特例，准备“夺情”。史嵩之6次辞相，宋理宗均不予批准，而是诏令其起复，让他继续留任。
一开始，官员们对此不敢有任何意见，后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何子举等144人联名上书，请求宋理宗不要违背传统礼法，收回史嵩之起复的成命。这场起自太学的“倒史风波”，很快便在京城蔓延开来。参与的除了太学生，还有67名武学生、94名京学生和34名宗学生。朝中政敌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不断上书皇帝，以儒家伦理抨击史嵩之，其规模之大、声音之激烈是宋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后宋理宗顶不住了，只好宣布准许史嵩之回家“丁忧”。
-罢相回东吴“闲废13年”
史嵩之回鄞县东吴老家守丧后，朝政逐渐被他的政敌控制，他再也没能涉足政坛。他推荐的董槐、吴潜等虽曾跻身相位，但都因遭排挤而昙花一现；他所器重的大将孟珙于两年后遭君臣无端猜忌病故于江陵，余玠也在几年后遭权臣陷害服毒自尽。在宋蒙大战如火如荼之际，主持军务的最高统帅史嵩之被罢免，一些声名显赫的战将相继离世，成为南宋走向崖山的一大转折。
鄞县东吴也称太白，史浩母亲曾居住在此，史浩任丞相后，回来探望双目失明的母亲，特为她建了东吴大庙。后史嵩之的祖父史渐、父亲史弥忠相继居东吴。史嵩之在今东吴南村建造府第，并在附近建云树壁、钓鱼台、三溪桥（今府前桥）。史嵩之“闲废13年”间，宋理宗曾三次想恢复他的职务，史嵩之也表示愿赴四川御敌，但每次都因遭大臣激烈反对而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