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8章 明清的战争与和平
崇祯十年，在清朝再次进攻朝鲜和皮岛之时，明朝正忙于平定北方的农民军。当时，熊文灿节制直隶、湖广、河南、四川、山西、陕西军队，统筹进攻农民军。
崇祯十年是大旱之年，当年闰四月，刑科给事中上言：“今日之旱，殆非寻常灾异也，天下财赋之地，已空其半，又遇骄阳亢旱，吴、越、楚、豫、燕、齐之间不知几千万里，是所未尽空者，殆将并空矣。”到了六月，山东跟河南一带又发生了蝗灾。蝗虫遮空蔽目，农作物大受其害，也因此，很多衣食无着的农民加入了起义军，农民起义方兴未艾。
当年八月，农民起义军进攻中都凤阳，张献忠率军抵达扬州附近。不过当时明朝气数未尽，明朝西北地区有一个政治明星正抵达他的履历巅峰，他就是孙传庭。
孙是崛起于明朝九边地区的肱股之臣，天启朝时担任陕西布政使参政，崇祯元年陕西地区爆发反明农民起义，“流贼大起，明庄烈帝以承畴能军，迁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屡击斩贼渠，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陕、川、湖军务”，陕西延绥就是陕西榆林。
崇祯十年十二月，洪承畴和孙传庭协同围攻北方的农民军。崇祯十一年上半年，孙传庭率军进攻农民军取得了空前胜绩，各股农民军相继被明朝击败，张献忠向明朝投诚，刘宗敏隐匿于深山峡谷之中。
崇祯帝运筹攻剿农民军十年，终于在这个时候看到了彻底扑灭农民起义之火的可能。
到崇祯十一年八月，明朝基本击败了各主要农民军，各股民军“降略尽”。当时也是张献忠人生的“至暗时刻”，麾下大军为大明击败进而被遣散，只能只身一人骑着骡子躲进了湖北跟河南交界的山区，开始了“潜龙在渊”的时段。
也就是在这种明朝内部秩序逐渐稳定的大背景下，明朝和种花家以及皇太极再次开始了议和协商。
其实在崇祯朝之前，明朝同边疆势力的议和并不罕见，其中一些议和，主流观点也予以了正面评价，如对隆庆至万历初期的“俺答封贡”的论述，“俺答汗为促进蒙汉和好所作的努力，蒙汉互市的热闹情景，并配有俺答汗和三娘子亲临互市市场载歌载舞的插图”，反映了明蒙议和带来的和平和安定。
实际上，万历前期张居正改革和万历中兴的实现，“俺答封贡”是最为重要的外因。“俺答封贡”是明朝空前绝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基本结束了明朝同蒙古近二百年的争斗，明朝的北部边疆至少有80%的地方实现了长达数十年的和平。
在“俺答封贡”的背景下，张居正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内政、进行改革，也能集中兵力处理另外20%边镇的边患，而不是常年疲于奔波、应对边疆事宜。
在古代，中原政权同北方游牧政权的议和实在是不罕见，就以北宋与大辽的澶渊之盟为例，北宋此前虽然倾尽国力试图收回幽云十六州地区，但经历了多次激战，多是惨败而归，甚至宋太宗赵光义差点为大辽所俘虏。
从这个角度看，北宋是有雄心壮志的，奈何北部边疆崛起了空前强大的大辽，且有直接治理汉地的执念，故北宋君臣心有余而力不足。宋辽双方在长期对峙和损耗之后，都觉得这种民不安生、统治者也不安宁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此，宋真宗时北宋和大辽签订了澶渊之盟，之后一百年两国之间几乎没有发生大的战事。
史家虽然指摘北宋军力衰弱无法收回幽云地区，但对澶渊之盟的正面影响也并未否定，即此后北宋的相对盛世也是建立在该盟约之上，而大辽也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经济。
崇祯十一年六月，明朝边将与清国协商议和，辽东巡抚方一藻将相关情况汇报给崇祯帝，他认为，此时明朝军队相对孱弱，对内需弹压农民军，对外需应对满蒙联军，实在是顾此失彼、国力不支，因此主张同清国议和。
在方一藻看来，议和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因为隆庆朝时明朝曾与漠南蒙古议和息兵、万历时实现了俺答封贡。
方一藻的建议，得到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支持。结合崇祯朝明朝与清国（崇祯九年后金改国号为“大清”）的关系来说，议和并非不能选择。
其实不仅是崇祯帝，甚至包括一些权臣，都觉得同清国长期对峙，消弱了明朝自身的实力，内心有议和的念想。但是他们都太要面子，或者是缺乏担当，害怕议和从己出而遭到言官的群起批判。
那为什么俺答封贡可以实现，而崇祯帝等君臣却羞于公开主张议和呢？崇祯朝与清国议和，同隆庆朝与蒙古议和最大的区别在于，清国不仅侵占了明朝的部分辽东地区，甚至将都城迁往沈阳，明摆着打算长期据有明朝土地。
所以，对明朝来说，议和而不能收回故土，于情于理有些说不过去；对于清国来说，议和确实可以，但底线是占有明朝的辽河以东地区。二者在议和的条件上互斥，但如果议和条件不成熟，或许可以协商暂时停战。
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死要面子活受罪”，明朝就是此类的典型。准确的说，在崇祯十一年时，明朝与清国议和，还是有实力和资格的，因为明朝的“内忧”即农民起义基本被压制，明朝暂时只有清国这个眼前的对手，明朝同清国议和，不至于进一步丧失领地。
如果把时间再往后推几年，那时农民起义再次如火如荼，中原局势乱成一锅粥，而明朝的辽东镇又陷入清国的重压和围困之下，彼时且不说清国是否愿意同明朝议和，即便愿意，那恐怕也是明朝进一步割地求和，对明朝君臣来说更是“丧权辱国”了。
结合崇祯十一年明朝与清国的情形来看，此前虽然满蒙联军不时绕过山海关深入明朝京畿地区劫掠，但多以掳掠各类生产和生活物资为目标，其背景是明朝与清国的互市断绝，清国决定采取野蛮和暴力的方式获取相应物资。
所以，清国在军事上占有优势的前提下依然提出议和，其重要缘由是希望通过议和恢复两国互市，同时，也希望通过与明朝达成和平关系，巩固自己在辽东地区的领土，并降低明朝对辽河以东地区的战略威胁。
当时，明朝也在同清国的持续对峙中越来越觉得得不偿失、力不从心。从萨尔浒之战到崇祯十年，这二十年来，明朝在与清国的对峙中不仅没能收复领土，反而让清国多次进入京畿地区肆意劫掠，即便是正统朝的“土木堡之变”、嘉靖朝的“庚戌之变”，明朝也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尊严也未如此被频繁践踏。
所以，在清国同意议和的前提下，部分明朝官员认为议和并非不可行，甚至并非是没骨气，他们认为，可以同清国进行暂时的议和，而非永久的放弃辽河以东的土地，用时间换空间，养精蓄锐，待到明朝国力恢复或等到清国内部动乱，再图进取。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可以卧薪尝胆、再复越国，并赢得了后世史家的钦佩和赞扬，那么明朝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有人认为崇祯皇帝是一个“甩锅侠”，除了在形势十分严峻之时下罪己诏之外，平时经常让官员背锅，所以崇祯朝阁臣换了又换，边将或贬或杀，各路人物匆匆忙忙、粉墨登场又狼狈下台，渐渐让朝臣们看清了崇祯帝的性格。
既然自己只是皇帝手中的棋子且随时可能成为弃子，因此到了需要有人背负骂名冲上一线为皇帝分忧解难之时，罕有人替崇祯帝分忧，君臣信任之疏离由此可见一斑。
就崇祯十一年明朝君臣对同清国议和的态度来说，崇祯皇帝和一些大臣是“想和而不言和”，而明朝的九边将领却是“暗和而不明和”。
皇帝放不下面子，大臣们没有担当，明面上的议和便不太可能了。庙堂之上，君臣相互甩锅、各自取暖，苦的确实明朝九边边军，他们是明朝应对满蒙联军的主要力量，也是满蒙联军侵扰明地的首要之区。连年的战事弄得他们筋疲力尽，虽然守城尚可，但无力野战，边军们最害怕的是议和失败而导致满蒙联军入侵京畿，那样他们又不得不远离边镇去北京勤王，甚至在宽阔的华北平原同满蒙精锐骑兵作战。
所以，对部分边军而言，与其身死异乡，不如私下偷偷打点，默认边人乃至边军同种花家及清国贸易。
在种花家崛起，清国统一之后，边镇将领明知边人同蒙古贸易实际等同于明朝同种花家贸易，但依然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希望通过互市绥靖，求得一丝安宁，早点将“瘟神”和“杀星”送走。
明朝那些想议和的大臣们确实不敢得罪言官，或者是不敢违背“天下”的清议。谁敢当出头鸟，谁敢“一意孤行”主张议和，那么无论是庙堂里的言官，还是京城里的私议，乃至江南地区的“名流清议”，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不识时务”的官员名声搞臭、搞烂。
遥想当年，万历首辅张居正坚持改革，不顾言官们的反对于丁忧期内回京办事，并对言官进行压制，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张居正在任时尚能勉强抵挡言官的群起而攻之，但是下野、去世之后，言官的组成的“复仇者联盟”便掀起了反扑浪潮。
就在张居正去世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言官上疏弹劾了张居正生前举荐的礼部尚书潘晟，此后张居正的名誉很快便沉入言官们的唾沫巨浪之中，目无君上、横行乡里、结党营私等诸种“罪行”被加在了逝后的张居正身上，以至于张居正之子被抄家，张居正坟墓险些被掘。
所以对于崇祯朝的官员而言，前有一代名相张居正得罪言官的前车之鉴，他们自然不敢轻易“冒舆论之大不韪”而甘心赴汤蹈火了。
另外，倘若自己一马当先去议和，最后议和没有达成，种花家和清国继续侵扰明朝，自己显然“有罪难逃”；倘若最后议和成功，明朝必然不能收回辽河以东地区，于天朝国威有损，自己被加上“卖国”光环。
若是之后撕毁了议和再次侵明，自己也是“罪不可逭”。换成最理想的状态，明朝的议和达成，此后也信守合约，但是一旦崇祯帝早逝而易代，新皇帝上任，自己或又落入言官们“反攻倒算”之中。
所以，虽然议和对明朝来说有利有弊，但是对官员个人来说，实在是弊多利少，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真的愿意做的人不多。
崇祯十一年，终于有一个人愿意在与议和上“小荷刚露尖尖角”，那人便是兵部尚书杨嗣昌。杨嗣昌曾长期在明朝的九边任职，此时担任明朝的“大司马”即兵部尚书，自然深知国力上升之时战力之强大，也明白明朝国库之空虚，因此和辽东巡抚方一藻有同清国议和之念。
此种想法刚实践不久，便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了，翰林院侍读王铎上言：“闻朝廷有抚和之议，不胜愕然！损雷霆之积威，修金缯之轻举；臣之所大惑也。时传杨嗣昌、方一藻及太监高起潜密发黄金八万、银十万讲款。刑部主事张若麒乞录当日召对语以示中外。报闻。”
可以说，在当时的明朝舆论场，议和是逆流，是卖国，是无德；言战是主流、是爱国、是有德。明朝和清国议和就是损害明朝的威信、就是草率的举动，认为只有不计后果同清国“死磕”才是“政治正确”。
崇祯帝在阅览上疏之后并未处分杨嗣昌等，“报闻”即是“朕知道了”的意思，至于会不会有后续举措，那是不一定的，也可知崇祯帝当时对议和并非全然反对。
如果杨嗣昌主张议和得罪了言官，导致一些人“就事论事”也罢了，然而部分言官并不肯善罢甘休，乘机出击、“就事论人”。崇祯十一年，南京御史成勇上疏批判杨嗣昌，认为杨嗣昌没守完制就夺情起复，是“忠孝两不全”。
言官们认为，如果要断绝明朝同议和的可能，就只能打击那些私下主张议和的官员。把杨嗣昌弹劾下台，自然就不敢有人再敢声言议和了。
然而，杨嗣昌被夺情，那也是崇祯皇帝的意思，更何况当年杨嗣昌的夺情，也是源于崇祯九年清军入侵京畿、前任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明廷急需干员主持大局，而非是为了个人仕途。所以此时言官对杨嗣昌的攻讦，就有点无理取闹和颠倒黑白了，连崇祯帝也看不下去了，“上怒，逮讯之”。
但是，这股反对议和的势力通过舆论压力最终还是影响了崇祯帝，崇祯十一年明朝的和议最终“流产”。
此外，此次议和失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便是明朝此前基本消弭了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明朝似乎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外边而不必对其示弱了。
清国得知议和无望，故“重操旧业”，于崇祯十一年秋高马肥之时，再次绕道入侵明朝，开始了对明朝京畿至山东一线破坏程度远高于前三次入侵的大劫掠。
当年九月，联军攻破北京以东的墙子岭长城，进入京畿地区。十月，京师戒严。崇祯帝不得不召宣大总督卢象升、辽东总兵祖大寿等九边将领入援京畿。
当时清军队在中原地区地纵横驰骋、攻城略地，平民大受其害，而明军却堵御无方，只能疲于追击而无有力打击。
当时，崇祯帝询问卢象升如何应对局势，卢象升表明自己是主战派，崇祯帝不怿曰：“朝廷未云抚，乃外议何遽信也。”
崇祯帝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卢象升直截了当申明自己主战，有指崇祯帝倾向议和的意涵，故崇祯帝面子上有些挂不住。在联军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崇祯帝只能表明自己也主战的态度了。
此后，卢象升领兵三万驻守京北昌平，而清军则绕道赴京畿以南地区劫掠。相比前几次劫掠，联军此次南下改变了策略，将更南边的山东地区纳入了劫掠范围，进攻北京城根本不在清军的既定战略之中，相比重兵固守的京畿，富庶的齐鲁之地显然更有“经济价值”。
清军南下之后，宣大总督卢象升与杨嗣昌商议战守之策，杨嗣昌建议卢象升不要轻易同清军决战，“象升曰：公等坚意抚款，独不言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且象升握尚方剑，今日愿唯唯从若议，袁崇焕之祸且立至！纵不畏祸，宁不念衰衣引绋之身，又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将忠孝胥失，何颜面立人世乎。”
杨嗣昌得知卢象升的强硬态度后，便不敢再提议和之事。应该说，卢象升是很有骨气的士大夫，此后在与清军的战事中败亡，为国捐躯，悲哉壮哉！
崇祯十二年正月，清军攻下了济南城，在抢掠城中财物和人畜之后方才离开。清军离开山东之后，明朝军队进入济南城，埋葬了济南内的死亡兵民，“悉发仓粟赈贫民”。经历此次劫难，济南城已是城破、人空、财尽。
崇祯十二年三月，“春暖花开”之时，在明朝腹地劫掠长达半年的满蒙联军带着金帛子女，志得意满、从从容容地从长城撤军而返。事后经统计，此次劫掠，联军深入明朝内地两千里，半年时间攻破了七十多座城池，并毁坏了济南等城池，明朝不仅在军事上战功几无，在经济上也是损失惨重，还损失了边镇名臣卢象升等。
在经历了此次劫难之后，明朝同清国的议和更加不可能，崇祯帝在联军的劫掠中受尽了气，北方百姓和士绅也在这次劫难中遭遇浩劫，舆论对清国的痛恨是有增无减，所以此后明朝同清国议和的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
就连此前暗地主和的杨嗣昌也转变成主战派，“大学士杨嗣昌奏失事五案：曰失机、曰陷城、曰通款、曰藩变、曰损将；上从之。”杨嗣昌把通款视为此次明朝遭遇劫难的原因之一，也带有一丝反思意味。
此前崇祯帝对议和的态度还模棱两可，此后更不敢轻言议和了。同时，清国通过此次劫掠，更加看清了明朝的虚弱，觉得之后再同明朝议和，恐怕明朝没什么筹码了，所以议和的意愿也大大降低。
此前是局势允许明朝议和而不敢议和，此后则是局势急转直下、不能议和，议和便成为了奢谈乃至在敌方看来是不识时务的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