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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章 唐高宗——李治

李治,字为善,唐朝第三位皇帝,李世民第九子,母为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同母弟,出生于东宫丽正殿,封晋王。后太子李承乾与次子魏王李泰相继被废,被册为皇太子,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即位之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李积、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由于勤于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在位期间先后消灭西突厥、百济、高句丽,高宗时期唐朝版图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扩咸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中部,维持了三十二年。

在废立皇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排除了元老派的干扰,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皇后乘机开始参与国家大事,高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去世于贞观殿,享年五十六岁,葬于乾陵,庙号高宗,谥号天皇大帝。

李治,幼而聪慧,端庄安详,宽厚仁慈,和睦兄弟,开始由着作郎萧德言教授《孝经》,唐太宗问道:“你认为这部《孝经》中什么最重要?”李治对答道:“孝道最为重要,幼年侍奉双亲,长大后侍奉君王,最后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君子侍奉君上,到了庙堂之上想着为国尽忠,退居在家的时候想到是劝谏君主的过错,纠正其恶。”唐太宗听闻大喜,说道:“你如果按此行事,完全能够事奉好父兄,做好臣子了。”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晋王李治才九岁,悲哀思念之情感动了左右之人,唐太宗多次加以安慰,从此特别受到宠爱,不久被任命为右武候大将军。

唐太宗晚年,由于宠爱第四子魏王李泰,而导致太子李承乾与魏王一方争夺储位,由于李承乾与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的驸马杜荷、侯君集等人勾结,打算先下手为强起兵逼宫,结果事情败露,李承乾被废黜。唐太宗打算立四子李泰为储君,李泰许以唐太宗将“杀子传弟”,表示将来将皇位传与胞弟晋王李治,李泰又以汉王李元昌事恫吓与李元昌交好的李治,李治将此事告诉李世民,而被废的李承乾也坦承自己谋反,是因为李泰对太子位有所图谋。

李世民下定决心,带着李治驾临两仪殿,在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积等重臣面前,因为诸子诸弟争位之事而欲拔剑自杀,长孙无忌等出面阻拦,表示晋王李治可立为储君。唐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李治为皇太子,唐太宗每次上朝,常令李治在旁边,让他观看自己决断各种政务,有时候让他参加议事,唐太宗多次称赞他的才能。

唐太宗将讨伐高句丽,命令李治留守定州,等到唐太宗基本确定了发兵日期之后,李治神色悲哀整天啼哭,因而请求驿站飞马传递自己生活工作起居的表章,并传递边境情况的报告,唐太宗都同意了,用快马奏事,从此开始。等到唐太宗大军凯旋,李治跟从唐太宗到并州,当时唐太宗生了个大毒疮,李治亲自用口吸毒脓,扶着车辇步行跟从了多日。

唐太宗驾崩于终南山的翠微宫,李治回京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二岁。诏令其舅父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英国公李积为开府仪同三司,以二人为辅政大臣。有关的部门请求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讳唐高宗的名讳。唐高宗因为贞观时先帝“世民”二字没有避讳,所以没有同意,有关衙门上奏道:“先帝两个名字,在礼制上不偏向某一避讳,皇上既是单名,臣下不应指斥。”唐高宗听从。

河东发生地震,唐高宗下诏派遣使者前去慰问,免当地赋税三年,以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李积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唐太宗安葬在昭陵,加授鄜州刺史、荆王李元景为司徒,前安州都督、吴王李恪为司空兼梁州刺史,赠梁国公房玄龄为太尉;赠申国公高士廉为司徒,赠蒋国公屈突通为左仆射,都可在太宗庙庭配祭,立嫡妻王氏为皇后,封长子陈王李忠为雍州牧。

西突厥贺鲁自立为沙钵略可汗,沙钵略可汗攻入庭州,唐高宗派遣梁建方率军征讨。房遗爱、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薛万彻、柴令武等人谋反,密谋拥立荆州王李元景为帝,事情败露。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都被处死,李元景、巴陵、高阳公主都被赐以自杀。左骁卫大将军、安国公执失思力发配到辒州充军,侍中兼太子詹事、平昌县公宇文节发配到桂州充军。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蜀王李愔等因得罪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或死或贬,经过此事,唐高宗皇位的重大威胁势力被铲除。

百济侵犯新罗边境,兼并新罗大片领土,新罗派使者金法敏恳请唐高宗“诏百济令归所侵之城”,高宗于是诏令百济国王曰:“朕万国之主,岂可不恤危籓新罗!百济国王所兼新罗之城,并宜还其本国。”然后“解患释纷,韬戈偃革,百姓获息肩之愿,无战争之劳。”若不从命,便支持新罗同百济决战,“亦令约束高丽,不许远相救恤。高丽若不承命,即令契丹诸蕃渡辽泽入抄掠。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

早在李治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与大他四岁的太宗才人武氏私通,唐太宗驾崩后,武氏依唐后宫之例,入感业寺削发为尼。唐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日入感业寺进香之时,又与武氏相遇,两人相认并互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唐高宗的孝服已满,武氏便再度入宫,被拜为二品昭仪,深知王皇后的心意,遂对王皇后卑躬屈膝,百依百顺。王皇后不断在高宗面前称赞她,更加深了高宗对她的宠爱,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阶梯,而同时王皇后、萧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后,高宗决心要废王立武,改换皇后,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征求有关大臣的意见。

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褚遂良参与过太宗很多军政大事的决策,被太宗视为忠烈之臣,太宗临终时,特意向他们两人托付后事,并明确表示:“我仁孝的儿子儿媳,如今就托付给两位爱卿了,太子自幼仁孝,这都是你们了解的,一定要好好辅佐他!”同时又对高宗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你即位之后可以不用愁了。”显然废立皇后是非听取这二位顾命大臣的意见不可的,高宗先礼后兵,自己亲自前往长孙无忌住宅表明态度,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也曾劝说长孙无忌顺水推舟,都无济于事。接着,高宗又召长孙无忌、李积、于志宁、褚遂良等人入内殿,征求他们对改立皇后的意见,李积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借口有病,根本没有入内。于志宁胆小怕事,不明确表态,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高宗不再考虑元老派的反对,下诏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皇后正式易人。

不仅如此,长孙无忌、褚遂良又先后被贬官,褚遂良死于爱州,长孙无忌于黔州被逼自杀。长孙无忌这棵大树一倒,关陇集团许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连,从此以后,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制约,一切都自作主张。

高宗废王立武,改换皇后的问题,已超出了皇帝家务事的范围,褚遂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皇后出身世家,而且是先帝为高宗选择的,轻易废后,即是违先帝之命,即使想要更换皇后,也要在世族大家中选择,没有必要非要是武氏。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武氏出身低微,这种门第观念,反映着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势力的没落,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后期以来的历史潮流。高宗敢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族势力的威胁,直接掌握政权,正是他不愿任人摆布,敢作敢为的具体表现,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胆量和作为的。

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则天乘机插手政治,开始参与国家大事,武则天取得皇后的地位并不满足,她还想进一步掌握政权。于是,她一方面排除异己,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进一步掌权做准备。李治因武后慢慢有主导政局的趋势,一度有废后的打算,未料计划被武后得知,武后向李治申诉辩解,事情遂作罢,但是协助李治拟诏的上官仪则遭族诛。

这件事情过后,李治再也无由压制武后,李治患风眩头重,目不能视,难于操持政务,武后得以逐渐掌握朝政,李治在武后的建议下使用天皇称号,与天后武氏并称二圣。武则天为了取得政权,还想尽一切办法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唐高宗率文武百官、扈从仪仗,武后率内外命妇,从东都出发,前往泰山封禅,车乘连绵数百里,随行的还有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倭国、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国的使节和酋长。

朝廷下诏尊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当时天后虽是掌握实权,但仍居于后台,她向高宗提出建言十二事:劝农桑,薄赋徭;给复三辅地;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南北中尚禁浮巧;省功费力役;广言路;杜谗口;王公以降皆习《老子》;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高宗曾下诏实行,至于实行的效果如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尚难作出确切的说明。

高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武则天懂得文史,才能出众,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李治患的风眩症更加严重,便与大臣们商议,准备让武后摄政,宰相郝处俊谏道:“陛下怎么能将高祖、太宗的天下,不传给子孙而委任给天后啊!”李治因而暂时停议。武后得知后,就召集了一些“文学之士”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约千余卷;并且密令参决百官疏奏,以分宰相的权力。

李治期朝政主要和武氏共同商议处理,但李治仍掌握实权,在他执政年间,武后的支持者李义府、许敬宗等先后倒台,武后的政敌及家属拜相,王废后的族兄王方翼也受到任用,拟定《内训》和《外戚诫》压制武家人兴风作浪,武后对此皆无可奈何。

李治驾到奉天宫,武后从泰山封禅以后,劝李治封中岳,李治因患病而终止。不久,高宗诏命皇太子李显代理国政,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在东宫任同平章事,李治从奉天宫回东都洛阳,病得很厉害,宰相以下大臣都不能晋见,要宣布赦免之书,李治想要亲自到则天门楼,由于气不顺而不能上马,于是召百姓在殿前宣读赦免书。

当晚,李治在东都贞观殿去世,终年五十六岁,宣布遗诏:“七天装在灵柩内,皇太子在灵柩前即皇帝位。园陵制度,务以节俭,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者,请天后处理决断。”群臣上谥号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安葬在乾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