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2年，赵构采纳了左司员外郎（尚书省农业司副司长）李椿所提出的“经界法”，开始重视南宋的农业生产。
经界法顾名思义，就是把你占的田地划出边界，算一下多大，土地肥沃程度怎么样，然后按照比例收取庄稼税。
这样一来，就能打击那些非法兼并土地的势力，你占的多就交的多，杜绝占着茅坑不拉屎、占着良田不交租的现象。
据李椿调查，平江府原来农业税有七十万石之多，现在人口少了，按户籍也应该有三十九万石，但实际收入只有二十万石。
少的部分，要么是被贪官污吏占走了，要么就是百姓流离失所没有土地耕种。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百姓对政府产生了很浓重的不满情绪，拒绝向政府缴纳赋税。
无论是哪种情况，赵构都必须要让民众休养生息，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没有了百姓的支持，南宋政权就岌岌可危了。
所以，休养生息的第一步，就是在清丈土地、查证户籍以后，对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土地的民众，借给他们官田耕种。
接着，又通过官方贷款、免租、免税等诸多形式来激励农民，继而通过百姓自身生产力的提高来促进南宋整体生产力的提升。
赵构还大力招揽北方来的流民，让他们有地种，有衣服穿，借钱给他们买生产资料，免息免税，一免就是几十年，让他们安居乐业。
这么好的政策，自然吸引了很多流民大力搞生产，截止到1148年，已经有七万多亩荒田被开垦出来，显而易见，经界法的举措取得了显着成效。
除了发展农业，来钱最快的自然还是商贸，在陆上丝绸之路受阻的情况下，赵构大力发展了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自开通以来，一直是中国与西方世界沟通贸易的一座重要桥梁。
传统的丝绸之路，自中国西汉都城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后到达中亚，之后途径中东地区直达地中海，最后抵达终点站罗马，长达六千多公里。
从丝绸之路起点长安出发，途径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到玉门关和阳关的这一段路程，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东段。
北宋初年，西夏崛起，宋夏战争不断，随着西夏与宋朝对峙局面的形成，西夏牢牢地将丝绸之路的东段控制在在了自己手里。
后来金国又崛起，宋国连陕西之地都失去了，现在宋国要想走丝绸之路，都要跨过敌国的国土，这显然太不方便。
还好，南宋海岸线漫长，加上造船技术发达，一直以来官方都鼓励海上贸易。赵构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
商鞅变法时曾经说过：“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如果单纯的以经济利益来看的话，商业确实是要高于农业，赵构主张发展海洋经济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唐代以来，中国的海外贸易就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广州成了世界最大的港口城市，宋朝继续发扬优势，到了南宋初年，因为北方战火不断，南方的海外贸易已经成为南宋续命的良药。
南宋的海外贸易收入，最多的时候占了全年财政收入的二十分之一，远超前朝任意时期，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经济组成部分。
除了海外贸易，边境贸易也是不能忽略的赚钱手段，宋国每年交给金国的岁币，很大一部分就是要靠边境设立的榷场赚回来。
榷场，就是官方监管的边境贸易市场，早在北宋时期，宋辽之间就设立了榷场，北宋给辽国的岁币，就是从榷场贸易中赚回来还有多。
绍兴和议之后，宋金于1142年正式设立边境榷场进行双方贸易往来。
其实早在宋金交战的时候，榷场就已经开始初具规模。
榷场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一个人的积极探索。
沈该，字守约，归安人（今浙江湖州）。重和元年（1118年）进士，绍兴二年（1132年）五月辛丑，沈该来到盱眙军任知军。
宋国的行政区划，城市一级的有府、州、军、监、县。
府由州升级而来，可以理解为比较重要的州；军是设置有军事力量的地区，大的军跟州平级，小军和县平级甚至隶属于县；监是指矿区或者牧区；县是最小级别行政单位，朝廷要派官员管理，隶属于州府。
盱眙军与金军隔淮河相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朝廷派沈该前来，也是因为沈该才能出众。
沈该来到盱眙后，先观察了一下淮河两岸的基本情况，南岸是盱眙军（今江苏盱眙），北岸是泗州城（今安徽泗县），隔水相望，近在咫尺。
但是战争时期，泗州被金军控制，盱眙由宋军控制，两岸剑拔弩张，随时准备开战，形势十分紧张。
即使如此，有的商人却不顾性命安危，经常渡河往返走私交易，可见其中利润丰厚。
沈该心想，与其让商人在其中牟利，倒不如由官方管理交易。如果能在淮河沿岸滩涂置办榷场，先行试点，倒是个不错的尝试。
正好绍兴元年后，宋金进入对峙局面，暂时也不会大动干戈，正是尝试的好时机。而且盱眙正好是宋金两国的交通枢纽，人来人往船运发达，置办榷场肯定会有成效。
说干就干，沈该开始选址。
毕竟榷场是要和金国人交易的，为了防止金国的暗探混进城内打探军情，沈该决定把榷场建在城外，地址就在上码头浮桥旧址的河滩高地上。
这样选址有三个好处：一是防止金国探子入城，保证安全；二是这里地势开阔，盱眙守军可以在城墙上随时监视；三是这里地处渡口，方便客商往来。
因为原来浮桥已经毁坏，所以沈该命人把原来的桥基改做码头，摆渡通航，方便运送商贩和货物。
然后，沈该又在码头附近圈地数十亩，建起了围墙和简易房屋，不到一个月，一个初具规模的集贸市场就已经完工，内有厅舍近千间。
南宋商人携带货物到达盱眙后，榷场官吏根据携带货物价值的多少，区分为“大客”和“小客”。
大小区分标准是一百贯的货值。
携带货物价值在一百贯以下的人被称为小客，沈该允许他们十个人一组联保，登记姓名，集体去泗州与金国商人贸易。
这十个人里面任何一个人当了汉奸或者违法，十个人全部要坐牢。
而大客一律不准过河，只准留在盱眙等候金国商人前来交易。
官府怕这些大客的财富流向敌国，也就是转移财产，帮助了敌人，所以限制贸易。
交易时，宋金商人不见面，各自待在一间房内，把货物交给南宋的主管官员或者掮客，往来议价。
这么做主要是防止商人之间相互串通，或者传递情报。
达成交易后，沈该对交易双方每一方收取货物价值千分之五的税钱，掮客还要收好处费百分之一左右。
即使是如此苛刻的交易条件，南宋的商人们都趋之若鹜。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有资格进入榷场交易，必须有官方的资质认可。
没能进入榷场的商人，就只能走私了。
走私的具体数额无法统计，据有人估算，光州（今河南潢川）西边的走私据点郑庄每年进入金国的货物，就计有茶叶几十万斤，牛七八万头以及大量的金银、铜钱。
还有一些南宋商人干脆绕过防备严密的宋金边界，从海上走私货物到金国控制下的山东。
而那些边境的官员和出使金国的大臣、随员们则利用职权，与金国商人私下交易，牟取灰色收入。
盱眙榷场试行成功后，淮河对岸的泗州金人也开始效仿，很快在州城南门外原浮桥基处的河滩上办起了榷场。
从此以后，两地榷场隔河相望，以隔日交易、轮番交替的方式，分别在盱眙、泗州设市，边界贸易搞得红红火火，热闹景象不输广州和泉州这样的海洋港口城市。
宋金榷场贸易广泛，交易物品种类繁多。
南宋向金国输出的物品主要有茶叶、丝织品、布帛、象牙、犀牛角、各种果品以及生姜、陈皮、乳香、檀香等。
金国向宋朝输出的物品主要有皮革、食盐、珠宝玉器、人参、松子、北绫、北绢、药材等。
两国间交易的大宗物品主要还是茶、绢、盐、生姜、陈皮等生活用品。
盱眙榷场的成功得到宋、金两国的赞许，经两国磋商，按照盱眙的做法，以盱眙榷场为样本，宋金之间先后在宋境的盱眙军（今江苏盱眙）、光州（今河南潢川）、安丰军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枣阳军（今湖北枣阳）以及金境的泗州（今江苏境内）、寿州（今安徽凤台）、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州（今河南唐县）、邓州（今河南邓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息州（今河南息县）、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秦州（今甘肃天水）、巩州（今甘肃陇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地开设了榷场。
为了防止走私，宋金双方都设置了重罚制度，金国方面更是判处私渡入境者死刑。
另外，军事物资严禁交易，包括马匹、粮食和军械等。
盱眙榷场的建立，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挽救了大量失散的中原文物。
北宋末年靖康之难，皇室收藏的大量文物宝贝被金军掠夺，使中原文物大批流入北方。同时，民间的私藏书画也遭到掠夺，后来宋国皇室南迁，也有不计其数的文物阻隔在北方，中原文化瑰宝遭遇了浩劫。
但女真人是野蛮民族进化而来，他们只喜欢金银珠宝和美女牲畜，根本不懂得欣赏中原的书画、古董等文物，更倾向于拿这些东西换钱。
赵构在榷场建立之初，就有意通过榷场大量回购流散北方的书画作品。历任盱眙军知军，都有收罗文物的职责，有人还因此升官。
1135年毕良史知盱眙军，他就是赵构专门派去收文物的。
毕良史，外号“毕古董”，在北宋时就是着名的古董商人，到了南宋时期，他因为擅长鉴定古董文物受到赵构的青睐。
毕良史两知盱眙军，负责盱眙榷场的书画回购。那些经过榷场回流的文物称为“榷场物”，顾名思义是在榷场买到的宝物。
毕良史执掌榷场时，回流了不少国宝。像宋理宗“缉熙殿宝”印、“缉熙殿书籍印”等玺印，唐朝王维的《济南伏生象》卷、黄居寀的《山鹧棘雀图》、崔白的《双喜图》、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王羲之的《远宦帖》、《大观帖》、金章宗“明昌御览”印、金明昌内府印和贾似道藏印等，都是当时由榷场回购的珍品。
毕良史本人，也是书画家，不然他不可能鉴别古代书画的真假，尤其擅长画山水竹石，他也是一个优秀的词人，曾作《临江仙·席上赋》：
霜月穿帘乍白，苹风入坐偏凉。麾灯促席诧时光。桃花歌扇小，杨柳舞衫长。
别乘平分风月，词人剩引觥觞。莫将幽恨搅刚肠。尽添金掌露，频注玉猊香。
沈该因为在盱眙军置办榷场非常成功，后来升到了宰相，又继续把他的贸易经验推广全国。
盱眙军榷场与泗州榷场两地隔淮水相望，得利于淮河、运河的交汇，交通便捷，往来客商络绎不绝，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即使在宋金双方关系紧张、其它榷场全都关闭的情况下，这两地榷场还能继续保留，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宋金两国的榷场贸易极大的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金国主动吸收南宋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促进了女真族的发展和进步。金国的各种物资和文化与南宋交流，也为南宋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作为宋金双方榷场贸易中代表的盱眙、泗州两处榷场，它们的存在减少了对方的敌对情绪，给人民带来一种和平的气氛，对饱受战火蹂躏的沿淮两岸经济的复苏，也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泗州榷场一年的收入达五万多贯，而盱眙榷场更是高达二十万贯，这还是宋金边界一处榷场带来的收益。
如果把宋金边界大大小小的榷场加起来，南宋在边境贸易中可以说赚的盆满钵满，完全可以覆盖交给金国的岁币。
农业和贸易的双管齐下，导致南宋初年的城市化率越来越高。
市镇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宋朝，而秦桧当政的绍兴时期（1138-1155年），市镇经济被彻底发扬光大。
临安城四郊十五里内新增市镇七处，同比宣和六年（1124年）增长两倍多；建康城近郊新增市镇八处，增长率达四倍；此外绍兴城外十公里新增各级市镇十九处，台州城外市镇增长九处。
经济重心的南移给了南宋新的活力在长江流域大力发展市镇经济，大量市镇的繁殖意味着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高昂的商税，与此同时商税在总税额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以绍兴府为例，从北宋宣和年间至南宋绍兴十七年，绍兴府的商业税由贯增至贯，增长79.21%，其中商业税占总税收的27%增至45%。
由此可见，在秦桧把持朝政的这短时间内，市镇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以商税为核心的政府税收模式建立起来，以市镇为核心的城乡布局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