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第四任皇帝是宋仁宗赵祯，1023年-1063年在位，继位时只有十三岁，所以开始是太后掌权，之所以有仁宗这个庙号，是由于他有堪称千古第一仁君的美名。
仁宗老爸留给他们孤儿寡母的并不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强盛的帝国，恰恰相反，经过前三位帝王的苦心经营一甲子，内忧外患依然如故，辽、西夏时不时的派大军入境转悠一圈，国内农民起义也没消停过，天天沉浸在封禅和全民进献祥瑞中的老爸丝毫不理会汹汹民怨，留给孤儿寡母一个空架子就去找始祖赵玄朗了。
仁宗在位期间，虽然西夏、辽国先后入侵，国内压力巨大，但他的带领下，使国家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史书称仁宗盛世。仁宗时期的繁荣表现在各方面，唐宋八大家，六大家都出自他在位时期，其他还有范仲淹、包拯、柳永等名人，科技发展方面，有沈括、苏颂这样的科学家，四大发明有三项是他在位期间搞出来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这里就不多讲了，对了，前面讲到的疑似八仙中的那个曹国舅，传说也是他舅，《水浒》开篇那个洪太尉就是奉他的命令去龙虎山上清宫，然后打开伏魔殿放出了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所以说，仁宗在民间的名气虽然没有宋太祖、宋徽宗他们大，但他对宋朝乃至华夏的贡献却是不可忽视的。
作为一国老大的仁宗呢，他对道教是什么态度呢？
外部民族边患、内部积贫积弱，国家现状如此，刺激着一大批文人士大夫的济世情怀，士人百姓需要道教来慰藉被现实困扰着的脆弱心灵。另一方面，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文人士大夫们复兴儒家思想的运动渐渐升温，在客观上又抵制了道教的发展。
前面提到过韩愈的那次反佛事件，无论如何，这位儒学大家对宋朝的深入持久的反宗教思想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真宗期间的佛道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神道设教就不说了，佛教发展同样不弱，对社会影响越来越深，随着儒学的倡导与发展，对佛道二教有意见的人越来越多。朱熹说：“本朝欧阳公排佛，就礼法上论，二程就理上论”，他的观点是说欧阳修是从理法上排佛，而程颢、程颐二程则从理的方面入手排佛。
柳开就是以韩愈的接班人自居，声称自己要投身到“圣道之途”中。他用儒家的仁义道德画了一条线，一边是沉溺于佛老之中的人，整天想些荒诞不经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嘴里说的也是不知所谓，他们离仁义道德越来越远。还有一类人则是心怀仁义大道，重视德性培养。
还有一位是王禹偁，同样极为排斥佛老，989年曾上疏劝赵光义“少度僧经，少崇寺观”，因为那些和尚道士都是蠹人，就是蛀虫，看着没什么效果，真宗继位第二年又上疏，建议真宗“沙汰僧尼，使民无耗”，因为这些和尚们快把国家吃空了。
柳开和王禹偁这二位为代表就是宋初反佛老的前驱，但在真宗的崇道政策下，显得很微弱。
当仁宗上位以后，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终于迎来了反佛老的高潮，从庙堂到民间，其深度、广度和持久性远超以前，其形式上主要是朱熹所说的那种从礼法上的反佛老，仁宗对道教政策也相应的有所调整，所以这种反对思想对仁宗的宗教态度有着积极作用的。至于二程的反佛思想，下一章再讲。
反佛反老是建立在儒学复兴的基础上的，自身都苟延残喘的时候，哪里有心情有能力去管别人家的事情，而仁宗时期最不缺的就是人才，其中的积极分子主要有范仲淹、孙复、宋祁、石介、欧阳修、李觏、蔡襄、王令、曾巩、司马光等等。对这些人的着述加以整理，就可以理顺出仁宗时代的儒家的反佛老的总体情况，这里以四川大学刘复生教授的研究观点为核心简单归纳一下：
第一，利用儒家的正统来打击佛道二教。孙复说过，“华老盛而韩文公排之”，弟子石介更是宣扬“自伏羲、神农、黄帝……周公、孔子至于今，天下一君也，中国一教也，无他道也。”并用此来攻击“三教皆可尊”的观点，说今天那些把儒家的圣人们和佛、道并列为圣人，简直是骇人听闻，三教之说更是荒谬之极。赞成孙复师徒二人观点的儒士有很多，也都各有观点，不过总体上相差不多。
第二，用儒家的治国治民的入世思想抨击佛老的出世思想，认为他们是逃避现实，逃避责任，只追求个人的利益，没有大局观，没有家国大义。欧阳修的《本论》可以说是确定了一个国家兴盛、强国强军的基调，倡导多学礼义，用仁义教化万民，虽然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佛道二教，但中心也是在宣扬儒家才是治国根本。范仲淹在1027年《上执政书》中说，和尚道士之流就是“天下之大蠹”，佛经道经“非今理天下之道”，提出这一思想的还有王令有的《代韩退之答柳子厚示浩初序书》、李觏的《潜书》《富国策》等。
第三，深刻揭露佛道两教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危害。当年韩愈曾斥责佛道造成人民“穷且盗”的事实，李觏在《富民策》中列举了佛老十项危害，诸如男不耕女不织等等，基本上包括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曾巩也发文《兜率院记》，说一个小县，出家当和尚的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寺庙建得宏伟华丽，和尚们吃好的，穿好的，出入有马车，日子比封疆大员都不差，言外之意似乎是官吏可以，士大夫可以，僧道就不可以。
第四，排斥佛教为夷狄，佛道乱了中国的礼法文化，这算是老生常谈了，石介《中国论》、曾巩《说非异》、欧阳修的《本论》中均有这方面的论述，不再引用。
第五，用事例证明佛教的骗人事实，众多儒士们翻着本本古籍，从里面找寻了若干件可以证实佛教不灵光的案例，加以综合后一一罗列出来，如余靖、蔡襄等就舍利揭露佛教的不可信等等。
仁宗时期，反佛反道的思想越来越活跃，儒士们的家国情怀更来越高涨。
据史料记载，1029年六月，当年真宗花费巨资修建的玉清昭应宫被一把大火烧光，那一大片焦土废墟着实丢皇家的面皮，所以太后就打算重修。王曙、王曾、吕夷简、范雍等大臣立刻上疏反对，认为这都是因为真宗造的孽，听信了方士们的妖言，蠹耗无数财用，所以才天降灾祸“戒其侈而不经”，如果再花钱重修，还会遭到天罚，坚决反对重建，薛讽、贾黯等人也表示不应重建。实际上，他们一方面反对崇道，另一方面又用天道来说事。
你们反对重修玉清宫，仁宗母子感觉对不起天上诸神众仙和真宗，1030年三月，仁宗就打算装修太一宫和洪福院，既然不让我重修动大工程，我搞点装修总行了吧。结果工程预算员说得需要不少建筑材料，别的不说，仅上好木材就得九万多根，据说陕西那里有好材料，还没等仁宗派采购员出发呢，当时刚请辞离京下基层任河中府通判的范仲淹就听说了，立刻上疏坚决反对，请陛下“罢修寺观”，你这样大兴土木，是在劳民伤财。十几年后，1044年，庆历四年六月，赵光义修的那座舍利塔也被烧掉了，仁宗又想重修的时候，余靖、蔡襄等纷纷上疏反对。仁宗末年，司马光又给仁宗交了份《论寺庙额札子》，原因是仁宗特事特办，给那些“自来未有名额”的寺庙、道观都赐了名，意味着这些黑户从此就合法了。司马光说“释老之教无益治世”，就连司马光这样的政治家对宗教都完全加以否定了，更何况那些没什么格局的乡间儒生和腐儒们呢。
儒家的反佛老思潮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儒士们一直处于上风，直到张载、二程的理学兴起，一直排斥佛老之学。在这种反佛老的思潮下，仁宗对于宗教的态度虽然没有本质的变化，但也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出台一些限制宗教的政策。比如斋醺由过去一年四十九次改为二十次，五节天下赐宴的活动也取消了，同时还大量裁减了各地宫观的保洁员和保安。
仁宗从1025年到1034年，多次裁减每年披度僧道的指标，还关停了大量没有正式执照的寺庙。这里有一组数据，从真宗末年开始，直到宋神宗末年的六十多年中，僧道尼女冠的总数分别是：1021年约50万，1034年约45万，1042年约41万，1058年约31万，1068年约27万，1077年约25万，1078年约24万，可以看得出，佛道二教的规模缩减了一半左右，相应的，国家在新建、修复的寺庙宫观上的投入也大量减少，并且一改以前的动不动就是大工程、大制作、豪华装修的侈华风气，节省大量人、财、物的同时，也利于宗教的健康发展。
不过，仁宗的限佛限道的政策大多数是在他执政的前期，这也符合一般规律，多数当权者初期都是雄心万丈，想着干出一番大事业来的，等到浸淫多年被打磨成老油条，迷失在权力和金钱中以后那就变成另一个人了，所以仁宗在庆历以后就有所放松，当然这和他本人一直没有放弃崇佛礼道也有关系。
有一个理由，即便是儒家也没有办法说出仁宗你就应该反佛反道来。由于真宗给赵家找了一个道教的始祖，如果仁宗放弃崇道也就意味着背弃了儒家的孝道，自己的老爸的坚持崇道，自己家的老祖宗是道教神仙，反对道教就意味着不孝，而且这还不仅仅是孝道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道教文化对仁宗和士人们的千百年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北宋初期道教的兴盛，对士风和文风的影响是深远的，真宗曾经作过一首《崇道赋》，说“朕观三教，惟道至尊”，有这种思想的，绝不止他一个人。道教所构建的那个越来越完美的精神世界，对于人类的心灵影响之强不是一句儒学才是治国根本所能抹杀掉的。道教对士人的影响力往往更大，比如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隐士的增多，他们对现实的失望，为了逃避动荡的社会，宋初就有林逋、魏野、陈抟、九僧、陈辅、潘阂等，他们大体上都为了追求那种淡泊宁静的世外桃源的生活。还有一种隐逸的人，不是有句话“大隐隐于世”嘛，他们是隐于庙堂之中，有学者定义这种隐逸模式为“吏隐”，唐代的白居易是吏隐的表率，仁宗时期的典型代表有范仲淹、欧阳修等。
仁宗有“仁厚”的美称，但被贬的官员还是一个接一个的，比如范仲淹就曾经三起三落，有了一个“三光”典故。被贬以后的他们才发现，虽然一直在被教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具体要怎么调节自己被贬被冷落的心情却需要自己去解决，于是道家的隐逸、洒脱就成了他们化解郁结的方法，比如范仲淹发配到越州时赋诗一首曰：
越中山水绝纤尘，
溪口风光步步新。
若得会籍藏拙去，
白云深处亦行春。
苏舜钦退隐后也说：“吟对疏钟俗机尽，已疑身世属仙曹。”
后世人对仁宗时期这些吏隐的宠辱不惊、淡泊洒脱悠然而神往，而这种风气又直接影响到了宋代的文风，从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等这些大人物们诗文的字里行间有所体现。比如范仲淹的《寄西湖林处士》《移丹阳郡先游茅山作》，梅尧臣的《咏严子陵》，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心底那种对仕途坎坷的感慨，对道士的超然的向往，在儒、释、道相互影响、渗透的时代，造就了和唐代不同的一种内敛的、理智的宋代文化特性。
相关的文化方面的更深入的研究就不是我所能驾驭得了，点到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