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到，正统道教经过有明一代的发展以后，随着明代的衰落和灭亡而衰落下来，在清代也一直没有机会改变这种颓势。
明清易鼎之际，华夏大地再一次被异族践踏，直到发生了着名的嘉定三屠的惨剧，广大儒士们才发现一个痛苦的选择题摆在了面前：是留头还是留发，或者说是要命还是要面子。
肯定有选择留头发的，这些是有气节的人，成为后世文学、影视作品中的一个个正面角色。
留头的人则更多，并且大家也慢慢承认了满人的正统，习惯了留根猪尾巴的日子。
当时还有一批人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逃禅”或“逃道”，那些不肯剃半边头发的士大夫们或者当道士，或者剃光头发当和尚，保存所谓的气节。反正这些人为道教，为临济、曹洞补充了大量人才，比如着名的方以智、傅山等人就是代表，其实这个逃字用得相当恰当。
有了这些前朝遗民，而且是大量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清初的佛教和道教来说就是高素质的人才、新鲜血液的加入，必然会对两教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也如此，新丹派出现了，仙佛合宗了，佛道同修的现象也更为普遍了。比如后面要讲的着名的伍冲虚，就发明出来一套天仙正传。但是，这些人的加入也只是促进了道教的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进程，对于正统道教来说并没有什么帮助，也根本改变不了皇权对道教的打击的现实。
逃禅的话题历来研究的学者多如江鲫，讲起来是个大话题，就不展开详细说了，列举几个简单的数字吧：
据康熙年间的一次普查，当时全国敕建的大型寺院就有6073座，小一些的则有六千四百零九座（这里不能直接写数字，您懂的），当然这个大小规模的依据是什么就不太清楚了。另外，还有大量的违章建筑，私建的大型寺院是8458座，小型的寺院更达到恐怖的座。小学数学来了，这些寺院加起来是座。
寺院就有这么多了，那么和尚呢，和尚是名，女尼是8615名，加起来就是名。可能有道友问，这一平均，一座庙里还不到两个和尚呢，数不对吧？其实这是算的有身份证的僧人，就是由官府发的度牒的正规僧人。关于清初度牒管理后面还会再讲，当时要取得度牒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大量的僧人是没有正式身份的，加上这些和尚僧人的话，全国至少有几十万。
道士的人数一如既往的比和尚少很多，当时道士一共是名，当然是有度牒的。
不知道道友们注意到没有，每当改朝换代之初，由于经历过战乱，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就是满清血腥暴力的缩影。清初国内丝毫谈不上统一和安定，直到康熙时南明还一直坚持战斗呢，各地的起义就没断过，甚至连吴三桂都造反了，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统一，才算是海内一统，但也只是一统罢了。所以，清初是百废待兴，最需要的是内政恢复，迅速稳定下来，让百姓有口饭吃。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华夏人民具有超乎想象的自愈力，不用过多干预，放任自由，人们往往会很快地恢复生产，所以大凡开国之君对老子的无为而治都比较认同，让百姓自己休生养息似乎是最快最好的，根本不用着急上火，过多干预反而会帮倒忙。
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和宗教背景下，顺治采取了推崇儒学的总体路线。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一月他对礼部官员们说：“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总之是先摆出我要继承华夏光荣传统的样子，大讲伦理纲常，同时把佛、道二教定位在辅翼王化的位置上，可以暂时稳定住清兵入境一路血腥造成的动摇的人心。
估计也是有试试无为而治的效果的这种想法，顺治就研究了《道德经》，还很认同的搞出来一本《御注道德经》。
有些道友可能关注过一则老新闻，2008年北京地坛旧书市场火爆，一套《御注道德经》卖了15万元，说的就是顺治的这部作品。后来北京一个拍卖榜单上，这部《御注道德经》的估价差不多到了20万元，很是引发了一场线上线下的热议。
《御注道德经》的内容就不研究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看，不难找，这里推荐顺治内府刻本，了解一下这位清世袓是怎么理解《道德经》的，又有什么感悟和治国思想。
脱脱说过一句话，哦，脱脱是《辽史》《金史》《宋史》的主编，别瞎想啊。脱脱说过什么呢，“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彦文可睹矣。”
道友们回顾一下以前讲过的内容，脱脱的认识还是相当深刻的，佛、道怎么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帝王的好恶，这才是决定佛、道孰优孰劣，甚至谁生谁死的，所以正统道教一直在维系和皇权的关系，迎合他们的好恶，这无可厚非，事关生死，躲进深山不出来那是民间的散兵游勇，只关心自己的一座小道观和几个小徒弟。
在对待华夏传承下来的儒、释、道三教上，顺治的态度也是有区别的。由于要全面学习汉人，利用文人、士人来统治国家，对于儒家自然是最优待的。佛、道二教则以限制为主，相对来说佛教还要优于道教，这种政策后面的历任皇帝基本上也都遵照执行了。
比如康熙写过这样一首诗：
颓波日下岂能回，
二氏于今日可哀。
何必辟邪犹泥古，
留资画景与诗材。
同时还说：“御史有以沙汰僧道为请者，朕谓沙汰何难，即尽去之，不过一纸之颁，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实不比昔日之横恣，有赖于儒氏辞而辟之。盖彼教已势微矣。”站在权力最高峰，同时还有着种族的心理优势的皇帝，以这种姿态和语气来说说佛、道是有资格的。
这里有个疑问：纵观历史，每当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都比较重视儒、释、道的，如北魏、蒙元等，为什么满清却如此疏远道教呢？为什么在大清朝，道教又争不过佛教呢？原因嘛还是有很多的，太深入的、学术性太高的这里不研究，简单列举几个浅显的原因吧。
首先，满人一直信仰的是萨满教，关外是萨满教的天下，同时喇嘛也不少，所以藏传佛教也有一定的市场。很久以前藏传佛教就在东北有传播，而且满清也是看中了喇嘛在藏地的政教合一统治地位，所以对藏传佛教自然会更重视一些。而道教呢，不仅在关外发展的一直很不理想，而且又没有什么值得被人家利用的地方，地位不如佛教也就不奇怪了。
顺治十年（1653年）五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来北京朝觐，顺治一番热情款待，四月二十二日正式册封了他一个很长的封号，简称答赖（这里也要错一个字）拉嘛。之所以如此重视答赖，还是因为藏传佛教主动接触、投效，以及要利用答赖在藏地的地位，可以不费事地得到整个藏地。此后康熙同样有过加封班禅的行为，也是为了加强对藏地的控制。
注意，这里一直在说藏传佛教，这才是满清比较优待的，并非通常的汉传佛教。简单解释一下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大概区别。道友们应该听说过六字真言，去过西藏的道友应该注意到，那里随处可见、可听到的“唵嘛呢叭弥吽”这六字真言，当然这六个字写法不尽相同，总之藏传佛教特别重视咒语。另外就是藏传佛教有轮回、转世学说以及那种政教合一的体制，在古代喇嘛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有着极高的身份和地位。
从顺治到嘉庆，近二百年的时间，这些皇帝没有一个崇道，正统道教一贯的上层路线几乎是堵得死死的，虽然出现过全真的王常月和正一的娄近垣两位高道，这二位后面还会详细再说，他们确实是受到了一些礼遇，但是实质上并没有改变整个道教被打压的境遇。皇帝在礼遇他们的同时甚至还会解释一下，说朕这么做并不是崇道，而是利用道教来祈福。似乎崇道就会影响自己的英明神武的皇帝威信一般，生怕别人说自己崇道不务正业，乱政，是个昏君。可见，由于迷信道教而死，甚至亡国的教训深入人心了，远的不说，被自己灭掉的大明朝，特别是嘉靖皇帝这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就摆在前面呢。
直到嘉庆时期，虽然有过娄近垣和王常月那段短暂的辉煌，有些学者称之为辉煌，暂且这么说吧，但是正统的道教还是不能摆脱江河日下的衰退境遇，根本的原因还是上层路线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