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沅在四川传道40年，育人数千，名人出了很多，比较有名气的有刘松文、刘梖文、刘芬、钟瑞廷、刘恒典、郑寿全等。
槐轩学派传承二百多年来，开始主要是刘沅的后代主持，这里选几个简单讲一下。
四子刘桂文（云坳）曾任监察御史，当御史必须清正才行，大学士徐桐非常欣赏他，经常加以提点。刘桂文在首都官场里是四川籍官员的老大，后在广西梧州任职时猝死在任上。
六子刘梖文是刘门的第三任门主，是把刘门从理论发展到实践层面的人才，在门内传授气功、大搞斋醮，特别是把慈善事业发展得红红火火。
再说他的四个孙子，刘咸烽、刘咸炘、刘咸荥、刘咸焌都被称为槐轩大师，合称刘氏四才子。
刘咸荥（1861-1945）是刘桂文的长子，清末执教于尊经书院，曾任四川谘议局议员，四川省参访员，辛亥后在成都大学、华西大学任教，是海内闻名的大贤。
刘咸焌也是刘桂文的儿子，不过是跟随叔叔刘梖文学习的，是刘门第四任门主，创办了“明善书塾”和“尚友书塾”，是把槐轩的发扬光大的人。在刘咸焌掌教时，刘门的学生是最多的，规模是最大的。清末废科举以后，他在很多名校任教授，如成都陆军事成学堂、成都县立中学堂等。
刘咸炘（1898-1932）是刘梖文的儿子，是位小神童，大才子，开始时当刘咸焌的助手，曾任四川大学、成都大学教授，道教居士，国学界声望相当高，是《四川省志》中的人物。刘咸炘的着作也非常多，已经成书的就有二百多部，如《读老私记》《庄子释滞》，理论观点相当有深度。
值得重点一提的是，刘咸炘写过一部堪称巨着的《蜀诵》，讲得是四川古今变迁的大势，内容丰富，价值极高。
齐咸炘还写过一部《推十书》，这是一部数百万字的哲学纲旨，书名取自《说文》，士字解释“推十合一”，就是要推十合一以求万事万物的规律，合一推十以规律御万事万物。这部书不但内容恢宏精深，见识亦极为不凡，所以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陈寅属、梁漱溟等学界大家对刘咸炘非常敬重，可惜，也在游剑门关时不幸染病，1932年8月9日在成都逝世，年仅36岁。
刘沅的弟子中，成就比较高的是颜楷（1877-1927），翰林学士，是原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易心莹的师傅。
其他门人弟子就不再一一罗列了。
发展到民国以后，学术界称刘门湮灭不彰，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其中的原因，学术界有人说是这样的：实学风潮的席卷与蜀学剧变，是直接导致刘门与槐轩学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当然这又是一个大的话题，也不适合放在这部书里面讲了。
20世纪80年代，冯玉祥将军的儿子曾经向山东泰安政府赠送了父亲生前经常读的六套古籍，分别是《槐轩约言》《槐轩杂着》《诗经恒解》《周官恒解》《礼记恒解》和《春秋恒解》，这件事还上过《人民日报》。这六套书都是刘沅所着，是《槐轩全书》中比较重要的部分。
刘沅一生着述等身，写了二百多卷书，基本上都被刘芬他们收集进了《槐轩全书》，主要包括：《孝经直解》《子问》《又问》《十三经恒解》《蒙训》《周易象意释要》《大学古本贡言》等。另外，还有地理方志、风俗史志类的，如《四川说》《四川考》《江沱离堆考》《内江外江考》《大朗堰记》《双流圣灯山记》《云碾记》《筒车记》等。
现在，刘沅的一些着述还被列入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计划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的学术价值。
《槐轩全书》里面还有医道方面的内容，如《医理大概约说》《保身立命要言》，《经验良方》《活幼心法大全》等，他的这些医书不是研究中医的道友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但是说起他的徒弟来，可能有很多道友听说过了，就是着名的伤寒学家，火神派祖师郑寿全（字钦安，1824-1911）。
说到郑寿全和火神派，这里多讲几句。刘沅的医学理论是建立在道家的阴阳、五行上的、先后天框架下的，对于阴阳尤为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也相当深入。刘沅的医道理论是个比较完善、丰富的体系，他把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合进了医学中，特别是内丹方面的东西用得非常多，形成了具有道家思想的，既要归宗孔孟，还要存心体仁的流派。
郑寿全16岁时就跟着刘沅学习医术，经常说，师傅当年教导他必须重视阳气，一个人健康与否全靠这股阳气，阳气不足，人就不会健康，所以他这一派就是强调扶阳，后人就称为扶阳派。郑寿全后来写过一部医书，叫《医理真传》，令扶阳派在江湖上名声大振，因为阳就是火，所以又称为火神派，而且至今还有传承。
在刘沅之前，江湖上已经存在一个温补派民，后人经常会把它和扶阳派混淆，认为二者就是一回事。其中的原因呢，大概是因为传统中医都是非常重视人体的先天元气的，用易经来解释就是要尽力去保护坎中的那一阳，如果医道达到某种层次以后，就会把医治人上升到以后天返先天为核心的天人合一之道上来，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应付那一阳的各种治病方法，是不是本质都一样呢？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别说内行人了，就是外行也能感觉出来扶阳和温补好像不太一样吧，虽然具体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就不清楚了，为此特意和一些老中医聊了聊，还别说，真有可以把二者的区别讲一讲的高人。
首先，二者为什么容易弄混，原因是大家都是讲究培养阳气的。温补派最早在明代就流行了，有一些对于我们这些圈外人士来说很陌生的代表性人物，如薛己、孙一奎、张介宾等等，其中着名的代表是张景岳，估计很多道友都知道他。他们这一派非常重视对脾胃和肾脏的温补，认为这里面的阳气是生命的根本、主宰，当然也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理论体系，这里不多讲。
郑寿全则对张景岳的着名的温补药方，如金匮肾气丸、大补无煎等里面所体现的医道很不赞同，认为不怎么样，因为他的那套理论是从内丹理论中来，比如添油续命等等，那可是能修仙的，和温补派的区别就是我们更重视对神、气、形三个层次上的把握，着力去帮扶坎中的真阳，而不是温补派那样用益精补血之类的办法去补肾。
当然，对于外行来说，要想理解老中医那套理论还是挺困难的，这里就不献丑了。
有学者认为，《槐轩全书》表面看是纯粹的儒家文章，实际上你细品，里面处处有道家思想的影子，各种术语如阴阳、太极、精、气、神等等，养气、静修，各种内丹理论。在门人弟子们请教道教方面的问题时，刘沅的回答也相当专业，比如他对弟子们讲“道者天理”，道不是随口说说的，是存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的，都在潜移默化地指导人去修行，去做人，当然，最终刘沅是为了把道和伦常联系起来，是为了把道引进儒家的伦理体系中。
仔细读刘沅的作品，可以分析他的学术思想来源大概有四：
其一自然是家训，特别是老爸刘汝钦，培养了他追求纯一，止于至善的品质。
其二就是刘沅特别推崇的儒家元典，他说“凡事必宗孔孟”。
其三是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对他的影响。
最后是野云老人，是他的道教思想、穷理尽性、内外本末之功的来源。
第一点不多讲了，主要讲一下后三点：
刘沅是极为尊重儒家元典的，在《槐轩全书》中，十三经的恒解是最重要的，因这些本是儒学的圭臬。刘沅认为这些是圣学，也要用儒学元典的精神来阐释它们才可以，这是他对四书五经这些典籍注解的动机。
为什么他把自己的阐释称为恒解呢，恒就是常、久，是亘古不朽的意思，所以，刘沅不希望其他人，也包括自己在内对这些元典有一点点的曲解和篡改。
可惜，儒学发展至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他看来，从汉朝以后，圣人之道就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唐朝以后更是支离破碎，于是他先是对董仲舒为首鼓吹了两千年的阴阳观做了大手术，用的是中道理论，可见刘沅对“中”的理解相当有见地。对于中的理解，在刘沅的着作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在传统的易学的理解中，以“中”说易是很流行的，而刘沅说易则是以理气合一来说“中”，并且发展出了时中、中道、中正，尤其是特别强调中正。
以前男尊女卑的情况有多严重不用多讲，谁都知道，这些对易学的解释和理解必然是有影的，董仲舒建立在三纲五常上的阴阳观怎么可能是中正的？刘沅对自古大家都习惯了的抑阴扶阳的思想提出了批评，阴阳本来就是互相为用的，阴阳和平乃成功化，所以他坚持阴阳和平，阴阳合德，那种动不动就说阳是君子，阴是小人的解释是不合易经的中正之道的，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一看这部《周易恒解》。
在现在看来，刘沅这些观点似乎很普通，没什么值得说的，实际上，在清代，特别是从宋、明理学统治天下以来，这种对三纲五常的挑战，说是一种革命精神都不为过吧。当然，除了个人因素外，还和刘沅所处的特殊时代有一定的关系，要知道道光二十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那是1840年，在那个大背景下，新儒家思想的变化，新儒学的发展，新心学的发展，是一个“九州生气恃风雷”的大时代。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东龚西刘”，龚自珍不用多讲，刘沅则是因为一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口号响彻华夏大地，可惜的是，他的学术思想被埋没得时间太长了。
在做学问的过程中，离不开吸收前辈的研究成果，这是必然的，而刘沅在研究清初学术界的各种考证成果的时候发现，当时人们过于夸大考证的作用了，以至于经常为了考证而考证，反而忽视了对真正的儒家的精神理解，更有甚者，宋儒都改拿元典开刀，改得那是一个理直气壮啊。所以，刘沅就对宋儒开始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