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会有多少人要吊死？”
“还会有多少人要吊死！”
樊义山其实在听到郝刚讲那个工人因为买不起肉吊死的时候就已经在问自己了。
海川的这个春节其实并不乐观，祝同盛来向自己求援的时候，自己告诉他缫丝厂、化工厂的事情并不是虚言，现在集中到他这个市长手里的类似事件多得让他彻夜难眠。
郝刚的故事只是揭露了一个他一直在躲避的事实，“婆婆”想管，“媳妇”难办，这不是一个个例，而是普遍现象。
面对将会有无数人吃不上饭的局面，作为海川的父母官，樊义山该怎么办？樊义山知道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一个字“钱”，但问题恰恰是海川现在没钱。
“那你说怎么办。”樊义山冷静地反问。
樊义山冥冥之中就觉得郝刚一定有办法，郝刚现在表现出来的锋芒毕露的态度既有对自己的不满，也有对自己的期盼。
人心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有的人可能相交几十年都未必了解身边人的皮里春秋，有的人仅仅见过一两次，却可以放心把后背交给对方，樊义山现在就是这个感觉。
不仅仅是因为元月，想到元月，樊义山心里就充满了一种甜蜜的苦涩：郝刚这孩子确实值得欣赏，公平地讲，元月有点不配。
但不管怎么说郝刚这个浑蛋确实让人不爽。
“你能承受到什么程度？”郝刚也没有正面回答，不弄清楚“老丈人”现在的心理底线，他也没有把握后面该怎么办，毕竟是要在保守思想和改革开放之间走钢丝，一步之差，可能就是冰火两重天。
“只要能解决老百姓的困难，我可以丢了这个官。”樊义山弱弱的说，说的时候态度上一点也没有话语中破釜沉舟的气势。
其实樊义山是另一种思量：要是事情能用我丢官来解决，我丢了就是了，但问题是我丢了官也解决不了啊。
“海川酒厂撑不了一年。”樊义山还是那个樊义山，没多大的改变，得到“老丈人”底线的郝刚给海川酒厂下了断言。
“你对海川酒厂这么悲观。”樊义山很吃惊。
“其实我不仅仅是对海川酒厂悲观，我对海川大部分企业都很悲观。我们可以熬过这个年关，但绝对熬不过下一个年关。”郝刚说得更令人震惊。
樊义山沉默了一会，“那依你看该怎么办？”
“把酒厂承包出去。”郝刚说得很自然。
樊义山眼中精光一闪，冷冷地看着郝刚，“这就是你找我的目的？能在打酒厂的算盘！”
“是的，我想承包酒厂，但我需要你的支持和保护。你不要觉得我胆子太大，也不要觉得我的目的不纯。”郝刚一点儿也没有退缩，要人情要的是理直气壮。
祝同盛搞不好酒厂，凭什么还不让别人搞，为了一些可笑的“关节”，就忽视几百个工人的利益，我郝刚看不惯。
但面对樊义山，有些话还不能说，只能换个说法来曲线救国。
“我知道，现在的风向还不是很好，虽然企业改革的前头就是光辉灿烂的明天，但中间隔着是遍地荆棘的道路。原地不动只能等死，所以你要想给海川拼出一条路，那只能是坚定不移地去支持改革。”
“我为什么要支持和保护你？就因为你和元月是同学？”樊义山表面上不为所动，类似的话他不是没听过，类似的事他也知道背后代表着什么。
“如果我要是那个吊死的工人，你会不会保护我？如果我能让那个工人的惨剧不再发生，你会不会支持和保护我？”郝刚自然不会被樊义山吓着。
“如果酒厂能发得起工资，那个工人就不会死去，如果要酒厂能发得起工资，那么酒厂的经营管理模式就必须改变。”占着大义的名分，郝刚追着樊义山不依不饶。
“以你的身份，积极参与改革太敏感，阻力也多。我从酒厂入手，目标要小得多，我是在为你执政理念探路。”郝刚不在乎樊义山会追究自己怎么知道所谓的执政理念，能在这个敏感的时期调到落后的海川，上级这个安排本身就有这个意思。
“现在的社会环境是在保守思维和市场经济紧逼之间，我要在海川开拓发展，凭自己一个高中生的力量有点渺小。所以我需要你的保护。”郝刚的解释有点牵强，他赌的是这一世的樊义山和上一世没有改变。
“我们来复盘一下刚才所说的那个酒厂的破产过程。”为了让樊义山增加对自己的信心，郝刚没有再让樊义山插话，把话题拉向了企业破产的原因分析上面。他要用事实来进一步增强樊义山的观念。
“那个酒厂叫宋邑酒厂，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在“婆婆”们的掌控之中，所以效益很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上马生产线的改扩建项目，这是宋邑酒厂改善自身条件，以便于更好发展的必然，立意没问题。”郝刚对宋邑酒厂案例的后面进展先做了一些情节上的前期铺垫。
“但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利益是效益，改扩建是要以企业的效益为首要目标，而不是以政府的政绩和部门之间的感情为主要目标，宋邑酒厂恰恰是陷入了这样一个泥潭。”
“酒厂的改扩建项目在政府和各部门的扯皮中变成了谈政绩、讨价还价的手段。宋邑酒厂不能掌控和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就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企业的发展要由企业说了算，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只有企业才知道自己该怎么干。环境变了，战场变了，但我们还是守着原来的战线不愿意改变，企业失去了发展的自***，打了败仗就是必然。”
“所以，海川酒厂要想起死回生，你们该慢慢学会放手了。反正也是一个要死的企业，我去改革一下，说到底也不过是拿下落中的鸡蛋换母鸡。赢了，海川多了个能下蛋的财源，输了也不过是砸了一个鸡蛋。”
“企业发不起钱，不该是你给企业拿钱，你要做的是给企业换个老板，换个能挣钱的老板。
“目前最适宜的手段就是承包。承包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八四年国家就已经出台了文件，很多地方也开始了试点。”
“我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只是海川过于保守，现在还捂着耳朵装作听不见外面轰隆隆的春雷声。我现在站在起跑线上，发令枪响了，我不是犯规，只是比其他人起跑的快一点。”
郝刚一口气说了很多，樊义山听得默默无言，郝刚说得是实情，但他觉得还是有点冒险。把几百人大厂的命运寄托在一个十几岁高中生的手上，说出去谁都会觉得有点扯淡。
郝刚知道樊义山在担心什么，自己并没有足够的筹码让樊义山相信自己，换了自己也要犹豫的。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简化版的方案：“我在海川酒厂搞承包不是要一口气吃下酒厂，这会影响很大，也可能不可控制，所以我只想从酒糟车间开始进行尝试。既使有问题，也好处理和解决，大不了，我颗粒无收，但于企业和工人无损。”
郝刚说了很多，樊义山一直在听着，没觉得郝刚犀利的言语有多打脸。
“酒厂的事是你干的？”樊义山想争取话语的主动权。
“不是，但我也做了准备。”郝刚根本不敢承认在酒厂搞的一些推波助澜小动作，但承认了自己早就在关注酒厂的发展。
“好，我先考虑一下。”樊义山没有立即答应，事情牵连太多，他要想清楚再做决定。
但郝刚知道，事情已经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