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长卿辞官的事，一时间让汴京城多了些许谈资，有人说姬长卿沽名钓誉、博取文名；有人说他胸无大志、在官家面前露了怯。
不管何种说法，官家赵祯决定诏姬长卿入宫谈谈，在劝他一番。
嘉佑五年，夏五月，姬长卿身穿一袭绿袍，又再一次被官家诏入皇帝。
姬长卿这一次并未向上次那般恪守礼仪，而是饶有兴趣的观赏起了皇宫内城。
朱墙青瓦，调梁画栋，兽檐高柱，内城的一切无不彰显皇家风范，然而姬长卿却是叹息。
为姬长卿引路的张茂则不由出声提醒，姬长卿这才收回心神，跟随张茂则来到后宫。
此时的赵祯身穿一袭常服，正在湖边观赏风景，见姬长卿来了，便笑道：“丹文来了，请坐。”
赵祯一点架子都没有，反倒是显得很亲民，姬长卿行过礼，方才落坐在亭台中的石椅上。
与其他臣子不同，姬长卿没有时刻准意礼节，反倒是显得随即自然。
赵祯见状，又命人准备茶点：“丹文，可真的想辞官归隐？”
姬长卿点头：“官家见谅，微臣近段时间在朝堂并不自由，像臣这种乡野之人，能得到官家垂青，本应鞠躬尽瘁，报效官家知遇之恩才是，只是臣实在难以适应，生怕触犯朝廷礼法。”
“丹文，今日并无他人，朕诏你前来，是想与说些话，不必在意繁文缛节。”
姬长卿躬身行礼：“臣一介白身，薄才寡德，能得官家赏识，这已是天恩，再者臣的一切都是官家赏赐的，能有幸面见官家，这对臣来说，已是万幸，臣不敢奢求其他，若能为官家排忧解难，这无愧先父教诲。”
“既然如此，丹文更应该留下才是，朕已经安排妥当，你初入朝堂，资历尚浅，只能等你立下功劳，朕只有计较。”
“非臣不愿报效朝廷，而是官家若开此口，恐怕麻烦也会接踵而至，且不说朝廷岁入年年入不敷出，单单就朝中老臣也会不服，此举势必折损官家英明，非臣之所愿。”
赵祯有些生气，冷冷问道：“卿当真要走？”
姬长卿怔住了，如果回答太多坚决，恐怕会恶了赵祯。
姬长卿叹了口气，随即缓缓念道：“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莫。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赵祯闻言，久久无语，一言不发，他已深知姬长卿去意已绝，只可惜此人身怀大才，却不能为自己所用。
“丹文先生，朕也不在多言，望先生再好好考虑一番。”
姬长卿微微点头，方才又转言道：“臣深受官家厚爱，无以为报，今日便将先祖、先父毕生心血，献于官家，望能给官家些许帮助，也算臣的一番心意。”
赵祯心情很复杂，没有及时翻阅姬长卿双手奉上的书，而是喝了口茶汤。
张茂则替赵祯接过书稿，二人一番交谈，聊些家常、趣事，赵祯这才不经意提到：“丹文，你的方略，朕已交由诸位臣工议过，来日即将施行，不知你可有什么补充？”
姬长卿想了想，又郑重的对赵祯道：“臣还一些粗鄙之言，望官家勿怪。”
“卿可放心，今日你我君臣只是闲谈，卿可畅所欲言。”
“查禁青盐，此举事关百姓民生，若无充足准备，可缓缓施行，再者党项人青盐事关党项贼子财政，一定要警惕党项贼子，狗急跳墙，不计后果，党项贼首非以常理论之，此人发疯起来，难以想象。”
赵祯连连点头，若有所思。
旁晚，夕阳落下，赵祯留姬长卿在皇宫用了一顿饭，这才将其放回住处。
又过了六七日后，姬长卿的辞呈终于得到批复，官家赵祯还特意下旨，赐其翰林文渊阁学士衔，允其通过官驿回归故里。
遥想姬长卿年近三十，竟然已经得到了，许多老臣归隐还乡时才有的待遇，一时间朝堂内外无不称诵官家仁德贤明。
赵祯无愧于“宋仁宗”之名，于此同时，赵祯还提拔了许多老臣，并诏回范仲淹，担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请知延州，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作为军事基地，节省边境开支。仁宗诏命这支军队为康定军。
其次姬长卿之所以辞官，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如今的大宋党争灾起，若久留汴京，以自己的政治经验，轻而易举便会被人抓住辫子，介时要么选择一党，要么被贬出京。
政治斗争比任何战争都难以预料，它是无烟的战争，败者除了一无所有外，甚至还有可能留下污名。
早在景佑元年，姬长卿就察觉到，大宋的政治环境开始恶化，虽明里臣子不敢结党，但私下因为利益，他们已经形成天然的政治联盟，
也好在范仲淹被调任苏州知州，辟所居南园之地，在那里兴建郡学。
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
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
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佑三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
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
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景佑四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