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义轻利
君子（指贵族）喻于义，小人（指庶民）喻于利。——孔子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
在孔子的理论中，贵族们是可以用道义去教化的，但是对于庶民，则需要用实际的利益去打动他们。
所以儒家认为，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时应当重视道德上的教化，而不是物质利益上的汲取，如果统治者过于重视物质利益，就会造成“与民争利”，让万民无利可取。
因此在儒家的经济思想中，道德建设才是最重要的，经济建设放着不管就行了，只有把社会资源放任给百姓，让万民自由地享有资源、获取利益，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幸福。
而两千年下来，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把道义放在首位。不义之财不取分毫。在这种思想下面，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核心观念产生了抵触。资本主义的首要目的就是经济。一切以利益为主。
第二、“富民”思想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
孟子认为，个人才是天下的根本，个人稳定了，家就稳定了，家稳定了，国就稳定了。而怎样才能让一个人稳定呢，只要一个人“有恒产”，不为吃穿发愁，他才会“有恒心”，知礼节、明道义，才会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份子，此即儒家的“富民”理论。
儒家的“富民”理论来源于其“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才是儒家治国的终极目的，所以在经济制度上，也是以“民”为主导的。历来儒家学者都强调“发展生产”、“轻徭薄税”，也都是这个道理。
法家管控干预的经济观
前文提到，儒家是周文化的继承者，与之对应的，法家是作为周文化的“反叛者”出现的。
如果把天下比喻成一个大水库，周文化基于的社会结构就像是大水库之中又被一个个小隔板切割成了一个个互不流通的小水库，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分封制下的“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模式，这种模式下，中央不管是渗透地方或者是汲取地方资源都相当困难。
而法家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隔板通通打破，这样往水库里面滴入一滴墨水，就能够很容易的扩散到各个角落，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央集权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央对于地方的掌控和汲取能力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所以，基于这样的特征，法家的治国思想是强干预、强管控的，在经济上尤其如此。
不同于儒家的“重义”思想，法家强调的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
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韩非子
韩非子认为，不管是平民，还是人主，都需要利益上的满足，道义什么的都是浮云，物质上的利益才是关键。
因此，对比于儒家对经济建设的放任不管，法家则是相当重视经济的发展，法家的一切“治国要术”也都大量充斥着发展经济的功利主义理论。比如商鞅“耕战”的国策，“耕”能够让国家拥有大量的粮食，“战”能够让国家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此两者，便是最大的“公利”。
“弱民”思想，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
上文提到，儒家是强调“民本”的，而法家，则是强调“君权至上”的，所以，法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利君”，法家治国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
而“利君”就避免不了“与民争利”，所以法家提出了“弱民”理论。法家认为，只有百姓吃不饱穿不暖，他们才会依赖国家，国家才能用物质上的利益有效地控制他们，如果百姓过于富裕，他们就不会再想着全心全意耕作、打仗，这样就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弱民思想和重利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把百姓的“私利”给堵住了，国家的“公利”就多了，国家有了“公利”就可以定奖赏、明刑罚，百姓也就可以牢牢地控制在统治者的手里了。
三、抑商思想
上面提到，法家是“重利”和“弱民”的，那么法家是如何“谋利”、“弱民”的呢？总不能仅仅靠苛捐杂税吧，这样百姓吃不消，万一造反怎么办。于是法家又提出了“重农抑商”，由国家强行干预经济活动。
提到“重农抑商”，大家会有一个误解，以为“抑商”就是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其实恰恰相反，“抑商”政策“抑”的是商人，而对工商业则是大力发展，只不过发展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政府的手里而已。
盐铁专营，指国家直接垄断对盐、铁的经营，以此增加财政收入，获取巨大的利益。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寓税于价”，看上去并没有增加对百姓们的赋税，但是却通过对盐、铁等必需品的经营切实地谋取了暴利，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重农抑商的本质其实是国家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从商人的手中夺了回来，如果由商人掌握盐、铁等关键资源，百姓岂会再依附政府。只有由政府掌握这些资源，才能牢牢地控制住百姓，不仅如此，商人没有了获利途径，也只能乖乖地回家种田或者投身军旅，这当然是统治者最喜闻乐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