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看作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价值观等等，都处在这个线段中的某个位置。只不过，有的人有些时候更靠近唯物的这端，有些时候会滑向另一端。哪怕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们，每当遇到航天发射的时候，也会表现得极度缺乏控制感。其中一定有人在吃花生。为什么呢？只因为1960年代，美国发射月球探测器连续六次都失败了，第七次终于成功，而当时正好有人吃花生。就因为这一点，之后发射时，在指挥中心吃花生就成了一项传统。可以说，一个人要想从思想到行为，都一丝不苟地遵从某种哲学观点，几乎不太可能。
而在今天这本《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中，作者丹尼尔·丹尼特的观点可以说相当极端，他坚定地站在了这条线段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这端，不愿退让一分一毫。丹尼特之所以敢这么硬气地说话，是因为他掌握了一项足以论证唯物主义合理性的强大武器：达尔文思想。
作者说：“达尔文思想，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经典理论，它同样适用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医学……以及你能想到的一切学问。你会惊奇地发现，无论是我们的客观世界，还是主观思想，都与它如此契合！”照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来说，有了达尔文思想，作者认为“在任何一个领域，上帝都将不存在了，唯心主义再也站不住脚了。那些唯心主义和神创论的支持者，是时候感到危险了。”这也正是书名《达尔文的危险思想》的含义所在。
很多人听到“达尔文思想”，会简单等同于“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以至于引申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联想到种族灭绝等等。这其实是对“达尔文思想”的巨大误解。早期的、原汁原味的达尔文思想，并不是要梳理世界上的生物如何演化而来，达尔文有个很大的野心，他希望的是找到一套能解释物种起源的底层法则。
这本书的英文版问世已经快三十年了，不过在2023年才第一次翻译为中文。我们了解这本书，并不是要重温《物种起源》本身的理论，毕竟如今的生命科学水平已经远超过达尔文时代。阅读这本书，我们至少会有两方面的收获。
首先是知识层面，我们将正本清源重新认识达尔文思想，我们会知道为什么作者认为这套思想能够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有现象？其次是思辨层面，这本书的论证过程很精彩，就像是看一位辩论高手，思维敏捷地旁征博引、慷慨激昂地表达观点，也就是万维钢老师所说的，“从智识思辨中找到的乐趣”。
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就从“知识”和“思辨”这两个层面展开。
第一部分
首先，我们从知识层面讲起。
达尔文的思想是如何诞生的，最初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后来，本书作者丹尼特又是如何从哲学角度，对它进行加工，并延伸到各个领域的？
尽管达尔文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但他追根溯源、探寻本质的好奇心，是人类早已有之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我们在任何事物的身上，都会想得到这四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事物是由什么构成的？在哲学上叫作它的“物质因”。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事物的形式是什么？比如说它的结构，或者形状，在哲学上被称为“形式因”。
第三个问题是，它是怎么诞生的，或者说，它是如何开始的？也就是它的“动力因”。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好奇这个事物的存在，有什么样的目的或者意图。它被叫作“目的因”。
“物质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这一套抽象的哲学名字，还有更简便的说法，就是“何物”“何处”“何时”，以及“何故”。
而其中最能引起我们好奇，也最难以回答的问题，就是最后一个“何故”。当我们问出“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时，其实是在探寻事物存在的终极意义。
哲学家们为此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理论：目的论，也就是通过说明某种事物的目标或者意图，来对它的存在进行合理的解释。比如，很多人造工具存在的意义是最容易理解的。一把锤子的目的，就是钉钉子；一个照相机的目的，是拍出清晰的照片。总之，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的创造者赋予了它们一个实用功能。
但是，目的论也有它解释不了的问题。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假如你是一个好奇心爆表的人，见到任何事情都想要一探究竟，你想知道所有事物存在的“目的”。这天，你正好看到你的一位朋友，在锯一块木板。
于是，你走上前去，开始发问：“你为什么在锯木板呢？”
朋友回答道：“我要做一扇门。”
锯木板这个行为的目的，你现在已经知道了，但你不满足，继续追问：“那你做这扇门，又是为了什么呢？”
朋友说：“用来安装在我的房屋上。”
你接着问道：“为什么房屋一定要安门呢？”
朋友已经有点不耐烦了：“那样我就可以在晚上睡个好觉。”
“那你为什么要在晚上睡觉呢？”
“请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这段看似荒诞的对话，其实揭示了目的论的一个致命问题：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停止追问？或者说得更加学术一点：借助什么样的终极目的，才能给这种不断嵌套的原因封顶？
亚里士多德给出的答案是：神，是第一推动者。后来的很多宗教，对此也是一样的解释：我们存在的目的，都来自神的意图。就好像是我们观察一块手表，好奇它的表面，为什么是一层透明的水晶玻璃？答案很显然，因为这是戴手表的人的需求。他们要透过这层保护指针的透明玻璃，看到表盘上的时间。同样，如果宇宙是神所创造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的所有目的和意义，必定都是神的旨意。
这种思想，可以说长期统治了西方世界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执拗地继续追问亚里士多德：神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几乎没有人可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几乎都采取了相同的解释，他们把原本应该用“为什么”来解释的问题，转换成了用“如何”来回答的问题。如此一来，就可以通过讲故事来让解释合理化了。
“你想知道万事万物为什么存在？让我来告诉你，它们是如何诞生的。”于是，便有了我们听过的各种创世神话。神创论者的根基，便在于此。随着科学的发展，在今天，还有一门学科叫作“宇宙生成论”。但无论如何，从神创论到宇宙大爆炸学说，本质上都是在试图用“如何”来解释存在的终极意义。
如果你是一个极度追求理性和逻辑的人，这样的解释，显然满足不了你。因为它避开了那个最能引发我们好奇心的终极问题：人类，或者说生物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到这里，达尔文终于要出场了。
本书作者丹尼尔·丹尼特认为，达尔文最大的贡献或许并不在于生物学方面的创见，他最根本的贡献之一，或许是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理解“为什么”问题的新方式。并且清晰明白、有理有据，还具有惊人的通用性。
其实早期的、原汁原味的达尔文思想，并不是要解释生命的终极意义。他想要解释的是，物种起源的一系列机制。达尔文生活在19世纪，这是现代学科诞生的剧变时代，人们希望通过科学的武器探究自然万物的本源，现代意义的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就是在这时诞生的。同样，当时的生物学界也普遍奉行一种哲学思想：本质论。简单来说，本质论认为，物种是不受时间影响的东西，就像数学几何中完美的三角形和圆形一样。物种的各个成员出现，然后消失，但其本身的特点和性质，却保持不变。
这样的理论，结合当时的科学发现，是非常有解释力的。比如，化学家们的一个共识是：“基本元素”不可变，且数量有限。如此一来，铜和金，本质上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炼金术这种伪科学，从此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当这种思想应用到了生物学上时，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的博物学家们已经观察到了上百万种不同的动植物，并且创立了“门”“纲”“目”“科”“属”“种”这样的生物学经典分类方法。但是，如果说每种生物间，都有着不同的本质属性，并且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博物学家的工作，势必会变得极其烦琐，并且只能无止境地分类下去。不但如此，关于分类的标准也会变得困难。比如，为什么要按血液的温度作为区分动物的标准？而不是依靠有没有眼睛，或者是否吃肉作为标准？在达尔文之前，这些争论既没有人愿意回答，也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解释。加上当时地质学的发展，科学家们发现了化石。这导致分类学家们更是一头雾水。
就在这个时候，以达尔文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站了出来。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物种并不是永恒的、不变的，今天我们看到的物种，是随着时间演化而来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改变，进而还能产生新的物种。
进一步来说，达尔文最初的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它证明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生物，是先前的物种发生演化的结果。第二，也解释了这些演化是如何发生的。
达尔文认为，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生物，都是经历过自然界激烈的竞争才存活下来的。在远古时期，如果竞争者之间存在显着的不同，只要有一方占有了一种生存优势，繁殖的样本便会不可避免地向优势一方倾斜。胜利必将属于优势方。不但如此，这种优势不管最开始的时候有多么微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被逐渐放大，由此造成的趋势会无限地增长下去。这就是达尔文思想最初，也是最“原汁原味”的样貌。
然而，这样的自然选择和演化思想，其实是从生物演化的中间阶段开始推演的。达尔文谨慎克制，他并没有一路回溯推导到生命的开端，为世界上第一个物种或生命本身的起源提供解释。
但本书作者丹尼尔·丹尼特是个很有野心的哲学家，他希望站在更高一层，为前面我们提到的，“生物存在的终极目的”找到答案。于是，他在达尔文这个巨人的肩膀上，从一个现代哲学家视角，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提醒你一下，接下来的这段表述，有点烧脑。
丹尼特将自然选择，看做是一个“算法过程”。
这种算法过程有三种特性。第一种特性叫作“基底中性”。也就是说，不管你用哪种语言、哪种工具，运算规则都同样奏效。运算规则源于本身的逻辑结构。
这种算法的第二种特性，叫作“底层的无心灵性”。这是在说，尽管规则流程的总体设计可以很精妙，但它的每个步骤，以及步骤间的过渡却十分简单。
这种算法的第三种特性，是“结果有保障”。只要执行过程中毫无失误，那么结果一定会按照算法的程序进行下去，不会出错。
算法这个概念，今天我们很好理解，每个计算机程序，本质上都是一个算法。归根结底，它们都是由简单的步骤组合而成，并且通过特定的机制来执行，算法运行的结果非常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