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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人,叫做赵孟頫。

这个人的身份其实大有来头,他是赵宋皇室后裔,祖上是大名鼎鼎的秦王赵德芳,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杨家将》《三峡五义》等故事中的“八贤王”。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赵孟頫的物质生活自然不会太过匮乏,所以他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且因为家族的关系,在年仅十四岁的时候便入补官爵,通过了吏部的考试,成为了真州司户参军。

如果没有蒙古人南下攻宋,或许赵孟頫会在官场上如鱼得水,等到百年之后应该也能被追封一个‘国公’的爵位。

可惜现实是没有如果的。

在南宋被灭亡之后,身为赵宋皇室的赵孟頫便赋闲在家。

国已破,仕途亦断,自小便读圣贤书,一心以报国为己任的赵孟頫突然发现,自己的人生好像失去了目标,他不知道该为何而努力,也不知道下一步的方向在哪。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拯救了他。

由于在他年仅十一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去世了,所以他自小便是由他的母亲丘氏带大的。作为一个单亲妈妈,丘氏并没有因赵孟頫缺少父爱就对他加倍溺爱,反而对他的要求更加严格,每日督促他学习。

眼见赵孟頫因为南宋的灭亡而消沉,丘氏十分痛心,于是便将他叫到面前,跟他说道:“而今大元初立,以后必收江南才能之士为己用,你不多读书,如何超乎常人?”

一番话犹如醍醐灌顶,让赵孟頫茅塞顿开,于是他便重新开始读书,用知识来丰富自己,并拜大儒敖继公为师,跟随他研究经学,因此而名声大噪。

正如他的母亲丘氏所预料的那般,在赵孟頫因为学问高深而声名鹊起之后,也引起了大元朝廷的注意。

时任吏部尚书夹谷之奇(女真人)听说了他的事迹后,认为以他的学问,如果不为大元所用实在是个损失,于是便向忽必烈举荐了他,并保举他为翰林国史院编修。

面对着元廷的征召,赵孟頫却并没有启程赴任,反而辞官拒受,表示自己现在还不能胜任这个工作,需要继续学习来充实自己。对于他的这个态度,忽必烈十分欣赏,不仅没有追究他拒任之罪,反而还记住了他的名字,认为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不过既然是一块金子,那么他迟早都要发光的。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旨寻访在江南隐居的南宋遗臣,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赵孟頫。

此时的赵孟頫已经32岁了,正是精力旺盛的年纪,而且经过这些年的沉淀,他也意识到了百姓们的困苦生活正是源自大元朝堂,所以对于这次征召便没有推辞,收拾好行囊便跟着程钜夫去了大都。

忽必烈也好奇这个让许多人盛赞的年轻人到底有何能耐,于是便下旨召其入宫觐见。

通过一番交谈,忽必烈也对他十分满意,不仅是因为赵孟頫才华横溢,更是因为他的长相十分英俊。

杨载所着的《赵公行状》中记载:“公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照耀庭殿,世祖皇帝一见称之,以为神仙中人。”

事实证明,长得帅还是有好处的,最起码给人的第一印象就特别好。

而在会谈结束之后,忽必烈更是大手一挥,直接将他留在了身边充当幕僚,并着重强调在开会的时候,要让他坐在右丞叶李之上,以示恩宠。

次年,朝廷复设尚书省,大元朝廷的实际权力便由中书省向尚书省更迭,赵孟頫也被忽必烈任命为兵部郎中。

虽然兵部郎中只是一个从五品的官员,但却没有人敢轻视于他,因为赵孟頫这个兵部郎中所分管的业务,是天下所有的驿站。

由于当时天下各地使者往来极为频繁,所以驿站的开支照比中统元年时已经高出了数十倍,各地官府都不堪重负,但又不得不承担这一部分开销,于是只好从民间强取,故此引得各地民怨沸腾。

前文中我们曾讲过,为了挽救大元朝廷岌岌可危的经济系统,桑哥在上任之后便发行了新的至元宝钞,并强令全国通用,不过却因此使得民间的通货膨胀情况更甚,由此导致百姓们更加抗拒至元宝钞的通行。

而这一切都让桑哥十分苦恼,一面是各地官府疯狂上奏折,声称自己没有钱,百姓们也都被搜刮的底朝天了;另一方面是他寄予厚望的至元宝钞被百姓们十分抵触,购买力甚至尚且不如之前发行的中统宝钞。

而在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都摆在了桑哥面前后,他竟然想出了一个绝佳的‘妙计’。

他指使几名亲信,让他们招募一些百姓联名上书,请求朝廷增发宝钞,而宝钞在被印制出来之后则直接送往各地官府,由官府出面来将他们投入到市场,美其名曰“为国减压”。

你别说,还真是个一举两得的“好计策”。

出于对桑哥的信任,当这个计划汇报到忽必烈面前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便同意了。

为了将这个“妙计”贯彻落实到底,他特命时任吏部尚书刘宣为正使,专门负责处理那些推行至元宝钞不力的官员;赵孟頫为副使,专门清查那些损耗甚大的驿站。

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个“妙计”简直就是一条狗屁,除了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用处。

各地官员心里也苦啊,上面的政策胡搞乱搞,下面的百姓东打西闹,每天忙活处理政事已经都让他们焦头烂额了,如今皇上又派了这么一支巡视团下来,简直是要了他们的老命。

刘宣和赵孟頫也明白问题的关键所在,但他们毕竟是奉了皇命出来的,如果一点事都不做,回去也没法交差。

为了表明自己认真贯彻了领导的指示,刘宣每到一处便将那些推行宝钞不力的官员都拉出来抽鞭子,并让人记录在案,以备在回京复命之时有所交代。

但赵孟頫却不愿意这么做,他知道如果把自己换到这些地方官的身份上来,也不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在面对这些同样背负着巨大压力的地方官们时,未曾动他们一分一毫,反而给予他们一些鼓励,将压力都抗在了自己身上。

这番举动自然瞒不过桑哥的耳目,于是桑哥对他十分不满,在他和刘宣二人回京之后对他多有奚落。

对此,赵孟頫置之不理。

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去碾压别人,也不会展示极端的力量,他们只会用自己的智慧与见识,柔和的同化每一个人。

赵孟頫的境界,显然比桑哥要高很多。

至元二十七年,因为办事得力,赵孟頫被升为集贤院直学士(从三品),重新回到了忽必烈的身边任职。

在这段时间里,身为尚书右丞的阿鲁浑撒里和他接触颇多,对于他的一些政治见解,阿鲁浑撒里十分赞同,于是二人私交甚好。

同年,大都发生大地震,死伤数十万人。如今我们都知道,地震不过是地壳运动引起的自然现象罢了。但在古时,这可是长生天降下的不祥征兆。

为了弄清到底是什么事惹得长生天不高兴,正在龙虎台行宫驻夏的忽必烈便委任阿鲁浑撒里回京,召集集贤院与翰林院的一众学士们,询问此次天灾的来历和消灾的办法。

在这之前,桑哥派忻都和王巨济二人清查全国的钱粮,二人充分发挥了狗腿子的精神,拿着鸡毛当令箭,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刮,恨不得掘地三尺,百姓们实在不堪重负,自杀者甚多,地方治安愈发混乱,各地的情况变得异常紧张。

赵孟頫对此深感不满,本想亲自劝谏忽必烈,但却又担心自己以南人的身份来替百姓们说话,会引起忽必烈的猜忌。

恰好此时发生了地震,于是他便主动找到了阿鲁浑撒里,将这件事的弊病向他详细解释了一遍,劝他开口奏请忽必烈大赦天下,免除额外的赋税,赦免那些因为不堪重负而逃入山林中的百姓们。

阿鲁浑撒里认为他言之有理,于是在开完会之后便马不停蹄地返回了龙虎台行宫,向忽必烈提出了这个建议,并得到了忽必烈的允许。

当这个消息传到了桑哥的耳朵里后,他勃然大怒,直接找到了赵孟頫,朝他问道:“这些话都是你教阿鲁浑撒里说的?要不然可汗怎么会下这种旨意?”

面对着他的诘问,赵孟頫面不改色,语气平静地说道:“百姓们若是都死光了,那些没征收上来的税要去哪里收?如果不及时免除赋税,以后若是有人以此为理由,将未能征收上来的数千万钱粮都归咎于尚书省,岂不是连累了丞相?”

这番话可谓正中桑哥的命门。

他不怕天,不怕地,最怕的就是搞不来钱。

因为钱就是他在朝中立身的根本。

在听完赵孟頫的话之后,桑哥琢磨了半天,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但碍于面子却又不能低头认错,于是只好拂袖而去。

赵孟頫用他的智慧和胆量,为天下的百姓们减轻了负担,但也由此上了桑哥的黑名单。

为了限制他的发展,桑哥明里暗里的在忽必烈面前说他的坏话,希望能够拉低忽必烈对他的印象分,让他失去背后的靠山。

赵孟頫对此也心知肚明,可他依旧不以为意,而是凭借着为国为民的信念,继续默默影响着身边的人。

他,准备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历史的走向。

俗话说的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在同化了阿鲁浑撒里之后,利用监卿彻里也因为敬佩赵孟頫的所作所为,成为了他的支持者。

利用监,是元代特有的官署衙门,负责掌管出纳皮货衣物。

众所周知,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衣、食、住、行”四件事,其中衣排在第一位,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能把这个重要的岗位交给他,也足可见忽必烈对其的信任。

正因为有了他们二人的帮助,即便桑哥在忽必烈面前阴阳怪气地暗讽了赵孟頫许久,忽必烈也并没有对赵孟頫产生坏印象,反而对他更加赏识。

而赵孟頫也趁这段时间,联络了一批不愿与桑哥同流合污的官员,积蓄着自己的力量。

不过谁也没想到的是,事情的转机,就在至元二十七年的年底,悄然到来了。

这一日,赵孟頫依照惯例给忽必烈讲解了一些经史子集后,便与忽必烈在宫中聊天,忽必烈突然问道:“你认为叶李和留梦炎谁的能力更强一些?”

赵孟頫仔细斟酌了一下,开口答道:“臣的父亲和留梦炎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为人忠厚,而且很自信,多谋善断,有大臣之才。而叶李所读的书臣都读过,他能做的事情,臣也都能做得到。”

忽必烈闻言笑了,站起身说道:“你是认为留梦炎比叶李要强吗?”

“你错了!”

“留梦炎在宋朝时是以状元身份官至丞相,可以说是深受赵宋皇室的大恩,但他却在贾似道误国之时对他阿谀奉承;反而是叶李,在当时虽然只是一个平民,却敢于上书朝廷,斥责贾似道擅权弄国。”

“这样看来,叶李比留梦炎强了可不是一星半点。”

说完这番话后,忽必烈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水,而后缓缓坐下,指着赵孟頫补充道:“我能理解,你因为留梦炎和你爹是好友,你不敢非议他,但是作为大元的臣子,你可以赋诗一首来规劝他嘛。”

忽必烈既然发话了,赵孟頫自然不敢不答应,于是他便提笔写了一首诗。

后世称之为《讥留梦炎诗》。

状元曾受宋家恩,

国困臣强不尽言。

往事已非那可说,

且将忠直报皇元。

可以说,这首诗就是一首拍马屁的诗,尤其是最后一句“且将忠直报皇元”,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吹捧。

但忽必烈对此却十分受用,大笑着将写有诗的手稿收了起来。

看着忽必烈此刻的状态,赵孟頫突然意识到,这似乎是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革除弊病,推翻桑哥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