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章 番外河西走廊
嘉峪关作为明帝国西部边关，在这里建立大明军事防线，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嘉峪关以西，逐步过渡为多民族，嘉峪关以东则逐步过渡为统一政权。
这里是明帝国在河西可控制地区与西域势力的人文分界线。二是嘉峪关境内地理位置优越，讨赖河峡谷、黑山、新城草湖可以阻挡通行，把这些天然屏障用长城、墩台连接，再派驻军队把守。
长城倚凭天险，形成了嘉峪关独特的防线。天堑、天险是嘉峪关长城防御体系的主体。天险紧凑，致建设成本低，戍守效率高，所以明军选择在嘉峪关设立防线。
嘉峪关以西，明长城以外存在过渡地带，或明蒙双方控制地区。嘉峪关以西的哈密、敦煌就是这种性质。
明廷为了稳定边疆，维护嘉峪关以西安全，一是在敦煌、哈密设立7个羁縻卫，任命番夷部落首领为卫长官。
二是在哈密设立忠顺王，由朝廷任命，当地推举首领担任。
三是通过调节通商频率与税率控制与西域势力的关系。这些措施，调控了与西域的关系，拉拢、牵制了西域。嘉峪关以西在正德朝以前没有刀兵，基本稳定。
满速尔汗有复辟大元统治西域的野心。西域势力由满速儿继承汗位。
他有复辟的野心。满速尔汗清楚知道，要想占领中原，必先占领肃州，要想占领肃州，必先突破嘉峪关防线。嘉峪关开始被觊觎，随时受到西域势力的武力威胁。
经过几年厉兵秣马，满速尔汗于正德十一年十一月，率领一万多军队东进。
面对重兵把守、不易逾越的嘉峪关防线，西域军队没有直接从正面攻击，而是派出一支人马，偷渡“人马难行”的天生桥，跨越讨赖河文殊段，潜至嘉峪关背后。
十一月十五日，东西夹击、多处用兵，对嘉峪关及其防线展开全面攻击。
得知嘉峪关被西域军队围攻，肃州指挥于十六日带兵前去救援，行至文殊冯家沟一带。遭遇，被拦截，双方恶战一天，最后明军全部战死。同日嘉峪关沦陷，包围肃州。
嘉峪关陷落的战斗经过史书、志书均无记载。位于野麻湾村西的小钵和寺（寺营庄子）巨额藏粮，说明战斗极其惨烈。
堡子内现存壕沟证明昔日嘉峪关军民英勇抗击外敌、壮烈牺牲，是嘉峪关履行边关职责的见证。
嘉峪关防线的驻军、布防、战力、要塞、路途等情报被满速尔因此获得。他们十六日在肃州城内暴动，试图里应外合，陷落肃州城。
肃州守军全力镇压并最终稳定局面，所以没有及时、也没有能力派兵增援。反过来讲，嘉峪关附近的战斗，为肃州明军平乱赢得时间。因内应计划破败，西域军队抢掠后撤退。
同时朝廷追究嘉峪关之败责任，很多大臣收到牵连，嘉峪关第一次被攻下。
明代河西走廊的防御体系中，庄浪卫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于河东为兰州门户，凉、湟堂奥，甘、肃之咽喉，靖、夏之捷径。
有明一代，考道里之迂直，通四郡者，由兰州而渡黄河，故庄浪重而置卫焉。其制，文武官必备，卒必精，其民居中，土兵居外地，外而熟番，又外而生番。
其四境之外，东兰、西凉、西南湟中，皆接连疆界，易以防闲。其可患者，莫若北之大松山，此有明之故辙也。
明朝在庄浪卫设置整饬兵备道。正是因为庄浪卫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在河西走廊以东，即从兰州安宁堡以东，实行与内地完全相同的郡县体制，由陕西布政司直接管理。
一般而言，将兰州安宁堡以东称为“内地”，以西称为“边地”。如隆庆年间礼部所言：“肃府始封甘州，今徙兰州，在内地，不得称极边。”
但杨一清认为兰州亦边地亦内地，“似为腹里”，他更愿意将兰州与河西走廊相提并论，认为“兰州地方军民，原额纳粮田地，俱在河外，北去十里，极临虏境，漫通贼路，实为紧关喉襟要害重地”。
进而认为“兰州比甘、凉尤为要紧”。在明代之前，兰州所在的金城郡曾与张掖、酒泉、敦煌、武威诸郡合称“河西五郡”。
陕西路通甘、凉，止有兰州浮桥一道。若以数千人拒守河桥，粮运不能通，援兵不能进，不数年而甘凉之地难保无虞。万一甘凉失守，则关中亦难保其不危。
兰州安宁堡以西至肃州，是明代河西走廊的核心区域，明朝在此设立卫所制度，实行军事化的管理体制，由陕西行都司统辖。
在其东部，明朝大力扶持藏传佛教，稳定庄浪卫与河湟地区藏族部众，积极利用这一地区忠于明朝的“土达”，让其拥兵管束，确保该区域的安宁。
在肃州以西至哈密，设立赤斤蒙古卫、沙州卫、哈密卫等军事机构，以羁縻的方式拱卫河西走廊的核心区域。其中，哈密卫的设置对明西部边疆的安定，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明朝逐渐构筑了较为严密的防御体系。在这一防御体系中，哈密卫是第一道防线，嘉峪关在内的肃州卫是第二道防线，甘州卫是第三道防线，凉州卫至庄浪卫为第四道防线，固原镇所在的兰州卫是第五道防线。
不言而喻，第一道防线压力最大，哈密卫的多次废立直至最后的残破，就说明了这一点。但第二道防线是明朝的生命线，需要严防死守，不能像哈密卫那样任由西域部族和瓦剌侵扰和践踏。
在两百多年间，处于要冲之地的嘉峪关经受住了考验，总体上确保了关内的和平与安宁。
由于明代河西走廊远离京师，故称为“极边”和“绝域”，或视为“孤悬”。要认识明代管控河西走廊的特点，都城变迁的因素是不能忽略的。
在汉、唐时期，河西走廊与“长安模式”联系在一起，都城与河西走廊较近，朝廷易于控制。
在明代，河西走廊则与“南京模式”和“北京模式”联系在一起，都城远离河西走廊，控制难度更大。
长城的修筑，明朝统治者对元朝残余势力侵扰的长期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通过长城与驿站将北京与河西走廊紧密联系在一起，客观上顺应了民族交融的新要求。
明代对河西走廊的治理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成功。刘洋打算继承明朝西北边疆治理的基础上逐渐统一西北的。
只有当西域的局势稳定下来后，河西走廊的治理模式才能发生改变，才能与内地实现一体化管理。
可以说，没有对河西走廊长时间的绝对控制和有效治理，就没法通过河西走廊对西域控制。不有效维护绿洲丝绸之路的畅通，要真正统一西北，拓展疆域，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