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静静听着章一天的高论，却想到了花小雅，想到了移魂夺体术，章一天在这个世界，不会也被移魂夺体了吧？
章一天依旧在讲着道家的一些术法和理论，尽管我听得一头雾水，不过还是表现得津津有味。
“徐律师，你不觉得，你和程寻，本应该是一体的吗？”
扯了半天道家术法和理论，章一天把我和程寻联系到了一起。
尽管我也觉得我和程寻说不定真的是同一人，可前提必须是在原世界，而且我应该是在原世界的阳间，而程寻是在阴间。
可在这个玄明他们创造的世界，我和程寻尽然同时出现在了阳间，而且他还昏迷不醒。
不行，我得尽快想办法回到原世界。我又想到了一起赴死的主意。
可是，要怎么样才能让我们都聚在一起呢？
“徐律师，你今天和玄明遇到那个摔倒的老太太，玄明在医院时跟我说了，她有赡养问题你看能否去调解下？”
章一天见我并未接着他的话谈程寻，而且一直沉默，话峰一转，给我说起了案件调解。
我心里一喜，借调解这个案件之名，从原来世界过来的我们完全可以聚在一起，到时计划不就更好执行了。
我满口答应下来，并催促着章一天现在就去医院了解案情。
章一天当然不知道我此时的想法，没多想就带着我走下楼去。
刚走下楼，61路公交就停在了小区路边，章一天拉着我就要上公交车。
我却犹豫着不想上这路公交，61路公交车给我的感觉太不好了。
“要不我们走路去吧！有些事我还想和你聊聊。”
我开口对着章一天说道。
章一天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也没有反对。
此时的我没有想到，这次步行的路上，让我碰到了这个世界的杀人案例，而且杀的是法院法官。
刚走没多远，我们便在路旁的法院看到了警车，救护车和很多围观的人。
怎么回事？
难道在法院还会发生重大案件？在我的印象中，法院是庄严神圣的地方，职业的敏感让我想去一探究竟。
没多会功夫，我们便打清楚了发生的案件。就是一农民工打官司因不能提供证据给法庭，屡屡败诉，心生怨恨持刀复仇，冲进法院连捅4名法官。
原来，一农民工被公司克扣薪水，多次将无良老板告上法庭，却频频败诉。
四处碰壁，走投无路的他，一怒之下持刀冲进法院，连捅4名法官。
事发时这农民工在一位女法官的带领下走进法院。一路上，两人说说笑笑，气氛看起来还轻松。
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办公室门口突然围满了人，接着所有人四散奔逃，那个农民工则握着一把刀冲了出来。
有两位男法官闻讯赶来，试图将农民工制服，但赤手空拳难敌凶器，被连刺几刀后，也倒在了他的刀下。
没了阻拦后，农民工飞快逃离现场，而那位女法官捂着胸腹，踉跄着走出来。其他人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连忙上去查看伤员情况，拨打120和110。
行凶的农民工也没跑多远，因为不了解大楼内部构造，自己走进了死路，最终被赶来的法警按在地上制服。
我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案例产生了极大的好奇，要知道，这种案件如果在我原来的世界，一般诉前调解也就可以解决纠纷了。
如果农民工不能提供证据，法院的判决当然没错，法律，肯定是讲证据的。
不过从内心讲，我又不认同他们的工作方法，让一个处于相对弱势的个体去他曾服务的公司找证据，一个字：“难！”
我还是很好奇这个农民工究竟是怎样的人，诉讼过程中又经历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的律师身份在这世界有没有用？
不过，当我表明我的律师身份，很快就有人给提供了农民工的信息和他的诉讼经历。
农民工名叫胡庆刚，已经42岁了却至今未婚，平时跟弟弟一起住在父母留下的老宅中。他们家兄弟不少，却只有老大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一家人的经济条件很差。
像是胡庆刚，平时靠着打零工为生，后来经人介绍，来到一家汽车车身有限公司工作，一直勤勤恳恳工作到年底。结果就在公司结算年底工资时，胡庆刚意外发现，自己的工资竟然比同事的少了一半。
胡庆刚生性沉默寡言，却又十分执拗，一发现自己被公司克扣了薪水，顿时感到异常恼火。气归气，胡庆刚首先选择的是以合法方式讨回公道。
当地的仲裁委员要求胡庆刚，出具与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能够证明该公司欠薪的书面证据，但胡庆刚却一个都拿不出来。最后，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了他的仲裁请求。
一根筋的胡庆刚对这个裁决并不服气，他认为自己付出了劳动，就应该获得应有的报酬，于是又提起了诉讼，发誓要跟该公司死磕到底，直到自己拿回应有的权益。
然而，打官司这条路并非一片坦途，法律是讲究证据的，拿不出证据的胡庆刚接连收获败诉。
此时，胡庆刚心中的怨气已经很大了，偏偏对方公司还不见好就收，反而出言嘲讽，故意刁难，这就让胡庆刚更加愤愤不平。
于是，胡庆刚一纸诉状递交到中级人民法院，准备继续状告该公司。他坚持打官司的事闹得沸沸扬扬，亲朋好友都知道了。大家劝他也没有，一根筋的胡庆刚就是要抗争到底。
他如此执拗，大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是没想到有朝一日，他竟然会为了泄愤，带着刀走进了法院。
听完胡庆刚从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到轮为罪犯，我这个律师都有深深的无力感。
毫无疑问，这完全是一个悲剧，胡庆刚是值得我们同情的，我们的法律也是需要改进的，我们的法律工作者，有时也应该更多一份责任心和同理心。
试想，如果在个体弱者对抗不良公司的强势中，如果法律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如果我们的法官不只是要求个体弱者提供证据，而是让法援律师到公司走访，取证，在取得一定证据下诉前调解，这样的悲剧或许可以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