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朝代之一，在乱世之中，无数道教人物一展风流，引领中国道教在文化大潮中前行。
连年的战乱，百姓惨死，看不见未来，文人士族深陷倾轧争斗的旋涡，宗教无疑就成了人们的精神上的寄托和依赖，所以，道教和佛教都有了迅速发展的机会和土壤。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道教曾一度登上神坛成为国教，道士们参政议政，享受着皇家和士大夫的尊崇，积极投身于佛道大辩论之中，在佛道之争时两度灭佛，虽只是刹那芳华，也足够道士们自傲了。也是在这一时期，道教真正走向了成熟，从而进入了儒、释、道鼎足三分的时代。
南北朝时期是道教的勃兴时期，也是道教蜕变的时期，在道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宗教形式、理论、内容逐步完善，积极借助政治、参与政治，从而获得外来的支持。面对佛教迅速发展的压力，从义理、经籍、科仪等诸多方面取得突破，最终能够成为国教，为后世道教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张角的太平道起义失败，宗教引起了统治阶级的警惕。曹操收拢、掌控方士，迁移汉中张鲁的五斗米道教徒北迁以充实长安及三辅，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分散了五斗米道，降低了其对统治者的威胁，但客观上看，却使五斗米道在北方获得了更加广泛的传播，而且随着永嘉南渡而流入江南，一饮一啄，曹操当年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举动，为道教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吧。
经过永嘉之乱和八王之乱的中华大地，窝里斗，外族入侵，门阀争权引领社会的流行时尚，带给了人民苦难的同时，又形成了复杂丰富的文化格局，带来了文化的大融合、民族大融合。此时的儒学没落势微，道教方兴未艾，玄学又成为时尚潮流，谁也没注意到，一直不显山露水的佛教悄然中壮大了，从此，儒、释、道、玄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相互纠缠，争斗也就成为了这一时代的主旋律。
葛洪对道教的贡献和成就，似乎是被他在医学方面的成就所掩盖，是他开始把玄学和道教纳为一体，将方术与神学纳为一体，将丹鼎与符水纳为一体，并给后世追求仙道的道门众人树立了“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榜样。当然，他在强调炼形立德为修真必由之途，确立道教的神仙理论体系，都足以让后世记住他的名字。
对于寇谦之，我们需要一分为二来看，他改革道教，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北方的混乱的道教，但是却把遵循封建礼法作为修仙的首务，炼形诸术降为辅助地位，这无疑是在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无奈的选择。他提倡“诵诫”来约制人心，密切宗教与皇权的关系，这是对道教一大改变，从此北方道教以新天师道大行其世，所以，中国道教界不应该忘记这位先驱。
随着来自佛教的压力日增，东晋兴起了一股以造作道书、传授经箓为首要任务的道教经箓派，使道教向义理化演变，出现了上清、灵宝和三皇三系经法。陆修静担负起了总括三洞的重任，奠定了后世纂修《道藏》的基础。他极力倡导斋戒仪范，宣扬内持斋戒，外持威仪，对以炼形为主的金丹道，以存想为主的上清道作出了巨大变革。
陶弘景是另一位影响着后世道教发展的重要人物，他以茅山上清经法为主，对内兼容诸道派之要法，力阐道教，对外吸收儒、释之宗教思想，以法不偏执、三教调和为宗旨，开创了道教上清茅山宗。经过他的整理发展，茅山宗大行其道，三茅及魏华存、杨羲成为祖师，对上清派的继承和发展上无出其右。茅山派对后世道教的发展，特别是唐代的道教，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北方道教发展史上，楼观道派凭借其天时、地利，特别是积极参与佛道之争，占有了一席之地。楼观道力阐老子之道，宣扬老子西升和化胡之说，利用《西升级》和《化胡经》，使道教开始卷入了佛道之争的旋涡，成为两教千年无法释怀的纠结，也促使了道教的发展。
虽然有着上述这些道门高人的辛苦努力和付出以外，不可避免的也会出现孙恩、李弘等为代表的打着道教的名义发动农民起义的人。如果这些人真的是为了穷苦大众能吃饱饭，结束苦难的生活为目标的话，后世也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但这些人受自身的文化、眼界、格局等限制，不是为了权势、财富，就是为了报复、仇视，把农民起义当成达成私欲的途径，道教则成为他们蛊惑和控制底层民众的最佳工具，这无疑是在给中国道教抹黑，甚至一定程度上危害了道教的健康发展。
最后，我们又通过郭璞，了解了道教的另一个分支：易学、风水，这些同样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道教文化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