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焕的投降，让忽必烈如获至宝，不仅是因为他所驻守的襄阳乃是南宋的战略要地，更是因为吕氏家族在南宋军中的地位。
如今吕文德已死，吕文焕便是吕氏家族的掌权之人，而吕氏家族的兄弟子侄、部将故旧遍布于南宋军中，若是得吕文焕相助，攻宋之战将会更加顺畅。
至元十年（1273年）四月，吕文焕以降臣的身份前往大都朝见忽必烈，主动提出愿担任先锋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汉），忽必烈封他为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并让他继续统领旧部，以安其心。
而就在襄阳失守的时候，远在临安的贾似道却在忙着纳妾，而这个小妾还是一个尼姑。
其实贾似道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能嗨一天算一天，因为此时的南宋，已经烂到了骨子里。
早在1266年，时任史馆检阅的黄震在轮对时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南宋的四大弊病：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
（所谓轮对，即“轮当面对”之意，是宋朝时特有的一种议政制度，选拔官员轮值上殿针对时事发表看法，分析利弊。）
其实这四大弊病，可谓是各朝各代的末期都会有的问题，但此时的南宋，相比于其他朝代，显得尤为无耻。
其实我认为，这四件事按照顺序可以这么排列：先是士大夫无耻，导致民穷，民穷则兵弱，兵弱则要纳岁贡，而岁贡取之国库，导致财匮。
按照这个顺序，我们来依次讲一下这四件事。
首先来讲第一点，士大夫无耻。
他们的无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内，二是对外。
对外的卑躬屈膝，厚颜无耻我们已经领教过了，贾似道、秦桧等人都是此中翘楚，此类事迹也数不胜数，我们不多赘述。主要来看一下对内。
对内的无耻主要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横征暴敛，二是兼并土地。
我们先看这些无耻的士大夫是如何横征暴敛的，在任何一个国家建立税收制度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要保证它的政府支出需要，可政府的支出时多时少，数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百姓作为“税源”，所缴纳的税收却是恒定的，这就导致了二者之间很难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如果是在平常的时节还好，百姓的收入可以在保证日常生活的前提下正常交税，甚至赶上年份好还能有些盈余。
可一旦赶上灾荒之年，百姓的收入可能就只够勉强活命或是勉强够交税。
但别忘了，灾荒可不仅仅只降临在中原，纵观赵宋王朝，边疆一直被强敌环伺，他们所处的位置都不是富裕之地，他们对于灾荒的的抵御能力远远比不上富裕的大宋王朝，毕竟中原遭灾还有江南，江南遭灾还有湖广，湖广遭灾还有川陕，哪怕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也总能糊弄过去。
可同样的情况之下，无论是辽、金、元、西夏还是大理、吐蕃，他们肯定就要闹粮荒了。
他们闹粮荒怎么办？能去草原里吃草么？还是能去沙漠里吃仙人掌？亦或者爬雪山上吞雪？
他们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向邻居要点粮食度过难关，但大部分邻居也都穷的要命，只有大宋占的地盘最好，粮食储备也最多，可大宋又不是慈善家，自己现在都勉强过日子，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将粮食送给别人。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抢了！
战争就是这么产生的。
但战争一旦爆发，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紧张，因为打仗是很费钱的，不仅是人吃马嚼的粮食，还是战时增发的饷银，亦或者是伤亡将士的抚恤，都是要花钱的，可国内现在正在遭灾，国库里收上来的钱连救济灾民都不够，哪有钱去打仗？
没办法，只能让百姓们忍一忍，从牙缝里再挤点钱交税了，毕竟打仗也是为了保家卫国，让百姓不受外敌的骚扰。
但打仗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结束的，经常一打就是好几年甚至几十年，渐渐地，这本来是临时征收的税变成了年年收，逐渐成为了一个固定的税。
终于，士大夫们不愿意继续再打下去了，毕竟天下的大部分财富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持续多年的战争让他们所蓄养的商队无法进行对外贸易，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但战争岂是你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的？
当然不打也可以，边境线上成千上万的敌军正拿着大刀千里迢迢来跟邻居友好切磋，长途跋涉所耗费的钱粮可是个天文数字，现在你不想打了，可得赔偿我们的损失。
于是岁贡就又产生了。
但国库已经彻底没钱了，拿什么来赔偿？
没办法了，只能再加收点税了。
据不完全统计，南宋时期，百姓们除了要缴纳正常的夏、秋二税，身丁钱米，以及要服的差役之外，还要缴纳总制钱、田契钱、版账钱、卖纸钱、折估钱、免行钱、称提钱、月椿钱、纳醋钱等七十余种名目的赋税。
甚至老百姓若是想要打官司，连续两次败诉也要罚钱，你以为胜了就没事了？不不不，打赢了的也要缴纳欢喜钱。
即便如此，朝廷仍然觉得钱不够用，于是大量发行纸币，号称“交子”，南宋时称之为“会子”。
但我们都知道，发行纸币的基础是金、银本位制，也就是以金、银的总量为基础来发行与之价值同等的纸币，这些金、银的总量应当是库存总量与市面流通总量之和，而纸币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但为了迅速充盈国库，南宋朝廷以每年印发一次会子的速度滥发纸币，却没有任何的金银储备来保证纸币的价值，这就导致了会子的价值不断贬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通货膨胀。
可面对这样的情况，南宋朝廷不仅没有进行调控，反而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政策来应对，他们在发行新一代的会子之后，会以官方的名义发布声明，规定多少旧会子可以换新会子，从而达到继续敛财的目的。
在这种陈陈相因之下，会子的发行数变得越来越多，百姓手里的会子也在不断贬值，购买力越来越低。
可即便如此也就罢了，缺德的南宋朝廷在收税之时竟然拒收会子，这就逼迫百姓不得不再将会子换成金银，可价值却早已大打折扣，原本价值十两的纸币，往往连一两的白银都换不到，完全不够交税所用。
就在此时，官府又发明了一种新花招，他们允许百姓向官府预借来年的税收用来填补今年要交的税，有些地方甚至已经让百姓预借了将来六年的赋税。
可官府是什么人说了算呢？
自然是士大夫阶级。
他们以官府的影响力让百姓们预借税收，然后自己出钱替他们交税。
但士大夫们这么做可不是体恤百姓，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以纳粮为例，他们在替百姓交税时，用的是正常计量的小斗，而在百姓们偿还之时，却改用增大了三倍的斗斛。
不仅如此，这些人还巧立名目，以呈样、修仓等名目再额外勒索一笔钱，这就导致百姓们不堪重负。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百姓们无论如何也缴纳不齐税收了，他们不得不卖儿卖女来凑钱，但即便是卖了儿女老婆之后依然交不起税，于是只能将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卖给这些盘剥他们的士大夫们。
由此也引出了士大夫们无耻的第二条——兼并土地。
说到兼并土地，就不得不将我们的老朋友——贾似道先生再一次请出来。
因为天下的土地大部分都被士大夫们兼并到了自己手里，百姓们为了活命不得不卖身成为他们的佃户，这种佃户与真正的佃户其实还不太一样，他们实际相当于奴隶，所生的孩子，男子为家奴，女子为仆婢，而且他们和土地是互相捆绑的关系，可以随田买卖。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但奴隶是不用交税的，这就导致国家的“税源”越来越少，而国库的缺口却依然很大，那些还能勉强交得起税的百姓则将这些沦为奴隶之人要交的税也背负到了身上，从而承担更高的赋税，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地主变富农，富农变中农，中农变贫农，贫农变奴隶，奴隶就不用交税了，因为他们所创造的财富都流进了士大夫们的钱袋子里。
贾似道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也想做出改变，于是在1263年，采用临安知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所献之策，开始在浙西范围内推行“公田法”。
所谓公田法，即以官员的品阶来规定他最多能拥有多少土地，用来限制这些大地主所拥有的田土额度，超过部分的三分之一由政府出资买为公田，而后将公田交给佃户们来耕种，然后向佃户们收取佃租，用这些收取上来的佃租当作军粮运往前线，用来缓解国家的财政危机。
为了鼓励私人买田，贾似道还下令各地官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凡是私人承租公田30年以上的，价钱减少20％；凡是买公田花费超过一千贯钱的，免物力税三年，一千贯以上免五年，五千贯以上免十年；如果承租已经荒芜的荒田，可以免三年的田租。
但在“公田法”的推行过程中，却受到了士大夫阶级的强烈抵制，因为公田法极大地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大多碍于贾似道在朝中的势力无法与之抗衡，于是便在私底下暗箱操作。
首先，他们将被官府买走的公田进行了划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垄断公田售卖的价格，以低价买入那些肥沃的富田，而后将贫瘠的土地标注一个极高的价格，用来应对上面派下来视察的官员。
但贫瘠之田本就荒芜，价格又高，百姓们也不傻，自然不肯花高价去买，而物美价廉的富田又被士大夫们垄断，他们根本竞争不过对方，于是自公田法推行之初，就仅有30％的公田被售卖或者承租出去，70％的公田都被搁置起来，朝廷冒着得罪士大夫们的风险从他们手里收购的公田，只能收上来30％的税，甚至还不如推行公田法之前。
平心而论，“公田法”其实不是一个坏政策，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以百姓的利益为前提来施行的一种强制均田地的办法，但他却没有考虑到一点，就是好的政策不一定能适应当时的环境。
此时的南宋朝廷，士大夫阶级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贾似道这一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压力，却让他几乎得罪了大半个朝廷的官员，而且在基层官吏劣绅的贪污腐败之下，百姓们也没有得到实惠，甚至有些百姓还因与士大夫竞买良田而被忌恨，最终导致家破人亡。
这样一来，贾似道可谓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不过他也是活该，毕竟他非常缺德的规定，官府购买公田所用的花费，必须全部使用会子，这也使公田法的推行彻底变成了无本的买卖，不过在士大夫们的眼里，这基本就属于变相的明抢了。
也正因为如此，贾似道也算是将天下所有的士大夫阶级都得罪了，要知道，上一个敢将天下所有士大夫阶级都得罪的人，还是西汉的王莽，他的下场如何，大家也都知道了。
更何况，宋朝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刑不上大夫”的王朝，终宋一朝，士大夫阶级的地位可谓是至高无上的，再加上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的时候，还曾推行过“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可以说贾似道不仅得罪了这些根基深厚的士大夫们，还违背了开国皇帝的圣谕。
若是平时，哪怕士大夫们不想办法报复，那些整天就负责挑毛病的言官也该上书弹劾贾似道了，可如今士大夫们鸦雀无声，仿佛这件事不是发生在他们的身上，言官们也对此事视而不见，而贾似道却潇洒依旧，甚至还有闲心去调戏尼姑，这就很不寻常了。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贾似道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地推行公田法，是因为背后有皇帝替他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