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半年，假二月，糊里糊涂过三月，这是农民谚语。新年第一个月感觉时间特别长，因为比较闲，所以时间过得很慢，二三月青黄不接，人们过得不是那么舒服，梦里糊涂过日子，加紧田间管理，每天匆忙，时间就自然而然感觉特别快。
生产队里钟声又敲响了，“出工了，出工了，”值班人员扯破嗓子在那里提示大家，小麦地除草施肥，油菜籽地施肥除草，这段时间，地里的杂草鹅儿肠（草名）长得特别快，对庄稼来说它是杂草与庄稼争夺肥料，对农民来说他就是宝，既可以喂猪，也可以喂牛，是不错的青饲料。植物对农村农民来说都是有用处的，万不得已还可以晒干当柴烧。
大松已经满七岁了，算大小孩了，其他同龄孩子已经割草捡柴了，大松每天只是照看弟弟妹妹，也引来邻居小孩的羡慕和非议。“大松不割草捡草，每天和弟弟妹妹玩，真舒服！”邻居小孩都这么认为。“我要上学，我要读书！割草捡柴是大人的事！”大松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也轮不到他们干这些事，带好弟弟妹妹，每天数好数就行了，这是家长的要求。有爷爷奶奶，大松几兄妹还是很幸福的，与其他小朋友的童年大不一样，放牛割草，挑水拣柴，都没干过。
一九七八年的历画还真好看，农业学大寨。图中宽大的道路，层层梯田，确实很美。
农业学大寨，中共宣传部门树立的典型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生产大队位于太行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从1953年开始，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把深沟变良田，将坡地垒成水平梯田，实现了粮食大丰收，创造了奇迹。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大寨精神概括为: “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号召“农业学大寨” ，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大寨经验在全国的推广，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学大寨运动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1963年夏天，大寨漫山遍野的作物长势喜人，根据往常的经验，等待村民们的将是一场大丰收。谁知，8月初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不期而至，“稀里哗啦”狂泻了7天7夜。虎头山的7条山沟浊浪滔滔，村民们眼睁睁地看着洪水摧垮道路和堤坝，马上就可收割的作物一片片地倒下了。
全村的800多亩土地中，有139亩梯田被冲为平地，41亩庄稼被沙土掩埋，其余620亩也几近于绝收。洪水还毁掉了村民们的家。全村270间窑洞和房屋，塌了190间，63间成了危房，能住人的只剩下17间。80户人家，78户无家可归。
在之后的重建过程中，陈永贵三番四次鼓励村民:“在这世间，‘人’是最宝贵的。遭了这么大的灾，我们村没有死人，是大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拿出大干苦干的精神，天塌下来也顶得住！”
虽说“人”是最宝贵的，但光有人也不行。重建家园需要大量的石料，于是村民们开始四处寻找适合取石的山体。宋立英的丈夫贾进才带领的分队找到了大寨与金石坡村交界处的“石窝”。
石匠们都说这个石窝是“老虎吃天，没法下口”，“要打开起码要半年”。起初，贾进才和3个助手在石面上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击破点，若能打开这个缺口，便能取出大量上好的石材。他们找来炸药，整整9天过去了，那块石壁上的石头还是无动于衷。
大伙儿们并没有气馁，他们开始寻思“四两拨千斤”的巧法子。在10天的寻石过程中，贾进才们砸碎了两把大锤，3根一米多长的钢钎被磨得只剩下一尺左右，10多个七八寸见长的铁楔被打得只剩三四寸。这，就是大寨人的精神。
在此后的岁月里，各个国家领导人纷至沓来，18位外国元首先后造访，上千万名国内参观学习人员和多名外国游客接踵而来。大寨，不再仅仅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大寨，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林县人民通过学大寨，凭着一股“大寨精神”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了一条“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困境，创造出了高产稳产的农田，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
而学大寨能否有成效、有多大成效，主要取决于“学什么”和“怎么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中，不乏教条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有的看见大寨粮食产量高，回乡后就片面强调粮食增产，而置经济作物于不顾；有的见大寨开山垦田，回乡后不顾实际条件刻板模仿，结果严重破坏了林业资源；甚至有来自平原地带的参观者觉得大寨的梯田很壮观，回乡后想号召乡亲们模仿。
就这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以利弊交错的态势，在长达十四年的日子里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中国村庄。1973年，年仅26岁的郭凤莲当选为大寨党支部书记，从此走上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继续高举“农业学大寨”旗帜。1976年12月，陈永贵协助华国锋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这次会议，由于极左路线的延续，将学大寨运动推上了极端。不仅农业学大寨，而且教育、卫生、司法、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要学大寨。当然，这对大寨、昔阳来讲，无疑是一种珍贵的荣誉。对全国来说，大寨仍是一块“圣地”。
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各地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强烈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的做法，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这些本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的一些私有权利，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逐步被剥夺了。此时，人们想重新拿起这个武器，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
后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报纸、电台陆续报道了一些地方的纠“左”的做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农业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向了高潮。
80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中止。这张历画历经岁月的沧桑，已渐渐变黄，在老屋的墙上还留有大部分痕迹。
对于大松来说一九七八年是正式开始读书学习的一年，端阳节过后不久，七月初大队学校要招新生，老师先给未放假的同学发通知，告诉家长，如果要上小学的适龄儿童可到大队学校来报名，大松正好满七岁，大松爸爸第二天就带大松到大队学校报名，大家都知道开学是九月一日，当时当然不是为了抢生源。招收的这些新生都是一张白纸，从未进个校门，当时农村没有幼儿园，也没办幼儿园的条件，每个村招收新生50人都很轻松，当时也没义务教育一说，娃儿家长说了算。
大松爸爸带着大松去学校，大松当时的要求是想去中心小学上学，可中心小学当年不招新生，只有各大队招新生，只好到大队学校报名，这一天报名人还真不少，本生产队就去了十来个小孩子，有的六七岁，也有的十来岁，年龄相差好几岁，这些小朋友都是大人领来的。家长们领着自己的孩子走在田野的道路上，既熟悉又陌生的一条路，稻田里蛙声阵阵，稻子抽穗，稻花飘香，当时的大队学校就在四队公棚，准确的说四队的学习室，社员们学习的地方。当时是集体生产，共产主义思想还是深得人心。财物是大家的，不分彼此。都是一个大队的，家长们基本都认识，见面也互相打招呼。更巧的是给幺姑说媒的也领着小女孩来报名了，一个大队，只招一个班，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报名。教书先生就是兼本大队大会计，当时人才少，身兼数职也是常事，国家节省开支。钟老师，大人们都叫他钟会计，孩子们都叫他老师，叫老师比带上姓更亲切更尊重，他现在手上有一个班正在上课，是一个小学二年级约40多人，当时小学只有语文数学两本书，老师学生没有那么多负担，很轻松！家人给孩子们报完名就回家了，留下孩子跟二年级同学一起玩，与他们一同上课下课，上学放学，原来钟老师真有办法，这样方式来训练孩子们的适应能力，找一找上课的感觉。连续训练了三天后，这帮新孩子就组织在一起，老师教大家数数，也没有其它教室，农村娃也没那么多讲究，就在屋檐下坐一排，开始学习，从一数到二十。有的孩子会，有的不会。老师教，孩子们学，孩子们互相教，互相学，有时二年级的大同学也帮助新来的小朋友，一对一的帮助，孩子们进步很快，放暑假前的二十多天里，这些新生小朋友与二年级的大哥大姐一同玩乐，一同学习，一同上下学，形影不离，这二年级里也有本生产队的学生，放学都一起回家，一路上打打闹闹很是热闹，大家都很高兴。其实对于当时的小孩子来说，上学还是有点劫场，就是害怕，家长为了让小孩子听话，说老师多利害多利害，孩子们自然有点怕去上学，特别是刚刚起蒙的学生，俗语说，“女子归嫁娘，男子归学堂”，再不听话的女子一旦嫁出，婆家还是能管得住的，再调皮的男孩一进学校自然规矩，因为环境的改变，很多东西都会随之而变。
入学前这二十多天的适应训练，也为正式上学打下了良好基础，随着暑假开始，大松又回到院子里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只不过多了一些花样，队列训练，排队报数，简直是活学活用。其他小朋友也觉得新鲜，他们都与大松一起玩耍，帮大松家剥玉米粒等活儿，边玩边干，边干边玩，都很快乐。大松也给他们讲讲学校里的趣事，学习情况，他们也很愿意听，干活更起尽，这个夏天至令还让人难忘。当然还有许多趣事，下回再讲。